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两次获得布克奖，在国际文坛享有声誉。其长篇小说《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疯癫亚当》分别出版于2003年、2009年和2013年，这三部作品被作家自己称为“疯癫亚当三部曲”，三部作品时间一致，人物交织，内容有机联系。阿特伍德在三部曲中基于基因编辑技术，预见了高新生物技术在未来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从生态伦理学、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等理论角度出发，论证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的滥用造成了人类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理性主义割裂了人的完整性，造成对人的奴役。本文通过分析指出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的不当使用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上述负面影响的原因：一方面是人类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另一个方面则是资本主义增值逻辑。为消除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实践不仅应当满足人的尺度，也应当满足物的尺度，人类要尊重动植物界、非生物界的固有属性和发展规律，用整体的、和谐的、多样化的、相互依存的生态伦理学原则指导人类社会实践活动。 一 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的滥用对人类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理性主义、科学技术的滥用造成了人类社会中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疏离，理性主义割裂了人的完整性，造成对人的奴役。 （一）科学技术的滥用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疏离 在现代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使人们远离事物的原生态，人们对世界在味觉、视觉、触觉等各方面的体验都不再是对自然的直接体验，而是人为加工处理过了。《羚羊与秧鸡》中秧鸡格伦所就读的集聚顶尖科技人才的沃特森——克里克学院里的景观动植物、岩石都是经过基因编辑技术改造过的。人们吃的鸡肉是经过基因改造的没有头、添加了快速生长基因、两周就可以长成的像海葵一样的鸡肉球生长出来的。在基因编辑技术盛行之后，想要吃到纯自然的动物肉变成一种奢侈的享受。 科学技术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的奴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持有方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是“更有效地盘剥自然、向自然索取更多的东西，从而获取更大的利益。”[1]19“通过技术手段，自然界的每种动植物都被改造得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实用目的，获取最大商业利益，而生物的本来面貌和自然属性则遭到彻底的扭曲、践踏。”[2]127三部曲中阿特伍德描述了人类掌握基因编辑技术后，为了人类的利益，恣意改动动物的基因，以达到人类利益的最大化，严重伤害了动物的生存发展权利。如《羚羊与秧鸡》中奥根农场在猪体内培养各种人体组织，如心、肝、肾等，技术可以使一只器官猪同时长五、六只肾；为了快速产出鸡肉，人类将鸡修改为像植物一样的块茎，没有头、没有眼睛，“去掉了所有与消化、吸收和生长无关的脑功能。”[3]210为了获取其毛发给人类移植头发，编辑了羊的基因，使其长着一身长长的毛发，在被食肉动物攻击时，这些羊容易被自己的毛发绊倒而被捕获。理性主义化身秧鸡认为需要墙垣和牢笼把自然关在里面。现代工业社会为了逐利使自然沦为人类奴役剥削的对象。 （二）科学技术的滥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 科学技术被以小说中的“大院”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造成了“大院”的极其富有和“杂市”的极端贫穷。科学技术的进步并尚未给带来人类生活更美好，而是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技术变成了功利主义的工具，在给人类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消费品的同时，也制造出了大量的贫穷。《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中掌握科学技术的“大院”物质生活极其富有，生活社区井然有序。而没有技术的“杂市”甚至存在为了生存出卖子女的现象，儿童为了生存从事色情行业，人们生活在乞丐、偷盗、毒品、暴力横行的社区。人们对理性主义、科学技术推崇备至，导致对人文学科的歧视和人文学科的衰落。奥根农场衡量孩子的标准是数学、生物和化学学科，爱好语言、历史、艺术等人文学科的吉米获得的成就永远达不到他的父母的期望。理科成绩出众的秧鸡格伦在同学和家长中天然获得威严。理科学院 “沃特森——克里克学院兴盛富有、设施先进，而代表人文艺术的玛莎·格雷厄姆则衰败寒碜。”[4]101秧鸡认为艺术是浪费时间的东西，是人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时做的事。当技术为了逐利的目的服务，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富裕与贫穷、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的对立和分裂。 （三）理性主义割裂人自身的完整性 根据康德等人的观点，完整的人应该是自然性和社会性、感性和理性的统一。然而，现代工业社会“以数量化的唯理主义、工具理性标尺来衡量一切，使得现代世界被物化，现代人日渐失去其丰富的自然本性，成为机械化的‘单面人’”[5]5。理性主义使人陷入片面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满足于了人的物质欲望，“同时削弱了人的精神的丰富性与自主性，强化了人的机械性与可控性。”[6]10《羚羊与秧鸡》中沃特森——克里克学院的尖子生秧鸡格伦就是理性的化身。吉米和秧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象征的正是美、艺术、人性价值与冷冰冰的科学理性、功利主义原则之间的尖锐对立。”[7]60秧鸡格伦在设计基因编辑人即秧鸡人时，以工具理性为标准，废除了人所具有的感性部分。格伦认为胡子是感性的，所以秧鸡人不长胡子；其认为人类的爱情是一种由荷尔蒙分泌所引起的幻觉状态，爱情会使人处于受制于他人的不利地位，会给人带来耻辱；又认为性既没有新意也缺乏挑战“是代际基因传递问题的一种远非完善的解决办法”[3]200，因此他将秧鸡人设置为女性每三年交配一次，当其处于可交配状态时臀部变成蓝色，以这种设计来消除恋爱关系中的单相思和欲望得不到满足时的挫败感。为了消除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格伦将秧鸡人基因设置为30岁毫无征兆地死亡。理性主义精确地计算和控制了人的出生、爱情、性、死亡，使人严肃地机械化而失去人性的丰富性和自然性。 （四）科学技术加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奴役，使人极具攻击性 掌握高新技术的资本主义社会使追求健康的人沦为医药公司的奴役。阿特伍德在三部曲中预言了科技消除疾病之后医药公司为了生存和盈利的可能行为。《洪水之年》中荷尔史威瑟是一家大型医药公司，本该消除人类的疾病，但当科技能够预防和消除所有的疾病时，公司为了自身盈利而制作病毒，并将其随机载入部分保健药品中传播，再经过人与人的传播，以此创造更多的病人，再出售相应的抗病毒药物来盈利。托比的母亲就因为服用荷尔史威瑟高蛋白核心维生素E补充剂而染病，为了治病导致家庭钱财破产致贫。在《洪水之年》中，公司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高新科学技术以及资产阶级的利益。公司为了盈利经营彩弹业务，彩弹业务使得人丧失同情心、凶残狠毒并极具攻击性。彩弹业务指的是公司将犯罪入狱的人分成敌对的两队，一队屠杀另一队，获胜的一队即可获得自由、财富和一定的地位，落败一队惨死，于是称为死亡游戏，上述整个过程被公司视频直播，公司通过经营死亡游戏的赌博业务盈利。公司为了盈利，通过彩弹业务制造了大批凶残狠毒的彩弹手，其特点是眼神空洞、脸部布满伤疤，“他们的人类镜像神经元有些已经丢了，同理心模块也大幅消失。”[8]325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二 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的原因 科学技术造成对人类社会负面影响的原因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则是人为的、主观的、社会的原因，即资本主义增值逻辑。首先，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以及运用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全面而准确地预测科学技术的应用后果，因此认识的局限性不可避免的带来使用的负面后果。 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人为的、主观的、社会的原因。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立的原因并非科学技术本身，而是资本主义增值逻辑。阿特伍德在三部曲中批判了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的内在逻辑。三部曲描述的几个大公司，如奥根农场、荷尔史威瑟大院、雷吉文——埃森斯大院，无一不是为了追逐利润而枉顾伦理道德。吉米的爸爸是奥根农场的基因研究专家，妈妈是奥根农场的微生物学家。吉米妈妈从事科学研究的初衷是为了人类生活更美好，随着对公司了解的深入，吉米妈妈发现公司只想搜刮钱财，而对于奥根农场将人类的脑皮层植入器官猪的脑子里，吉米妈妈认为这改变了种际基因，是违背科学技术伦理道德行为。秧鸡格伦的爸爸是荷尔史威瑟西部分公司的顶尖研究员，他发现了荷尔史威瑟在保健品药物中添加病毒的事实，当他打算向公众揭发这一事实时，却被公司谋杀。雷吉文——埃森斯大院将人类基因和其他动物基因任意拼接来研发完美宝宝，顾客可以定制宝宝的任何外貌、体形、性格、智力等特征，不顾基因编辑技术伦理要求，恣意修改人类基因企图以此获得巨额利润。公司对外宣称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实际目的是榨取整个地球的每一滴利润。科学技术被资本主义社会用于追求短期的利益，不顾使用的方式是否正确，不顾长期的、对自然界整体的影响，因而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并破坏了人自身的完整性。 三 解决科技负面影响的途径 为消除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实践不仅要满足人的尺度，也要满足物的尺度，人类要尊重动植物界、非生物界的固有属性和发展规律，用整体的、和谐的、多样化的、相互依存的生态伦理学原则指导人类社会实践活动。 （一）认识局限性原因 科学技术实践必须以人和物的两个尺度为其价值取向，不能仅仅满足人的尺度，无视物的尺度。人的尺度指人的需求、欲望和目的。物的尺度指“世界上各种存在物的固有属性、本质和运动规律所设定的尺度。”[9]10阿特伍德批判人类对海洋、空气、动物、植物所进行的破坏活动，指出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最后都会伤害到人类自身。阿特伍德强调人们要认识到生物和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本源，人类要尊重动植物界和非生物界，要认识到人类对自然进行无止境的掠夺、破坏，最后会对人类自身带来伤害。 （二）人为的、主观的、社会的原因 资本主义的逐利本质也造成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人类应当尊重自然规律，以生态善为标准，坚持人类利益和自然利益的统一，不能为了追求人类利益，而不顾自然利益。人类应当在政治、经济、科技、日常生活等方面引入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倡导生命多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其他生物生存发展权利及提倡物种间和谐共处。 阿特伍德在三部曲中通过上帝的园丁这一生态环保组织，表达了作者对过度消费、资源浪费的反对，并倡导建立一种与正在到来的物质资源匮乏的时代相适应的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消费活动是由资本家和媒体“操纵的”，并成为统治者的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资本家和统治阶级不断制造出许多虚假需求，使整个社会产生出无尽的物质欲望，所有人都成为了永远无法满足的消费者。虚假的需求指“由某些‘特殊的社会利益’产生的外在力量强加给社会公众的需求”[1]19，这不是人们实际生活必需的，也不是人的真实需求。阿特伍德认为过度消费是由于缺乏意志力和道德观，是为了满足虚假的需求，阿特伍德提倡废物回收利用，认为没有所谓的废物、垃圾，它们仅仅是没有物尽其用。 阿特伍德提倡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倡保护生态系统的稳定，认为任何生物本身“具有内在生态价值，这是不依赖于对人类的价值贡献而客观存在的生命价值”[10]44。阿特伍德通过上帝的园丁这一组织的发起人亚当首次宣讲来表达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提出自然界的动植物以及微生物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并且与人类有平等的生存权利。亚当在宣讲中声称园丁的理念：“关爱和照料其他的生命形式……创造和平之国，希望所有生命都能在其中得到尊重。”[11]318“我们与成千上万的生物共同生存……（他们）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执行他的不可测度的任务。……（他们）是多音位创世协奏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1]166亚当在关于创世的宣讲中提到：“亚当对动物发出的一个动作充满了友爱和兄弟情谊……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和平地齐聚一堂，被人类拥入怀中。”[11]15 阿特伍德提倡促进生态平衡的自然事件和自然过程认为，“生物圈物质的封闭循环和能量经植物——动物——微生物的梯级转变，都具有积极的生态价值。”[10]44园丁认可食物链中的循环，认可人死之后要被分解回归自然。皮拉、托比都用自己的死亡方式践行这一点。当《洪水之年》中皮拉身患绝症，《疯癫亚当》中托比爱人离去，身体日渐衰弱，她们并不惧怕或抗拒死亡，而是正确地面对和迎接死亡，让自己的身体被分解并回归自然。 当人类和自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时，阿特伍德探讨了解决冲突的基本原则。生态伦理学研究者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三类：第一是生存需求，第二是社会需求，第三类是对奢侈生活的需求。其认为人类生存和社会需求超过其他生物群落的生存利益，其他生物的生存利益超过人类的奢侈生活的需求。阿特伍德在小说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疯癫亚当》中当泽伯在加拿大西北北极群岛地区白马镇，为声称保护北极熊的生态组织工作时，驾驶飞机去北极给北极熊投食，由于遭到同事谋杀而飞机失事，泽伯一个人需在冰冻苔原步行三天。在食物耗尽时，泽伯杀死了遇到的一只熊，他杀死熊与生态主义者保护动物的理念相冲突，但作者多次提到这只熊并没有怪罪泽伯，因为泽伯当时的生存遇到了挑战，以此表达了人类的生存需求超过其他生物群落的生存利益。阿特伍德批判了为了人类奢侈生活的需求而伤害动物的生存权利，如三部曲中批判了销售动物皮毛的名为潜行的女装店和提供濒临绝种动物的名为山珍的连锁餐厅，指责这些顾客购买动物皮毛是为了炫富，指责商家经营这样的餐厅是为了诱人的利益。 阿特伍德提倡生态世界观，反对二元对立世界观。生态世界观指的是：“系统整体的观念、普遍联系的观念、相互作用的观念、平衡和谐的观念。”[6]16特别在人和自然关系方面，生态世界观超越了西方笛卡尔所提出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阿特伍德重申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人征服自然，而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阿特伍德强调人类必须培养一种对自然的新的态度，“它的基础是同自然协调，而不是征服自然。”[12]29人类的贪婪使得人类以为世界上的万物属于人类，而实际上人类属于世上万物，人类没有做好动物管理者的工作，人类若认为自己超乎世界万物之上，为了人类利益损害自然的利益，终将受到自然的惩罚。人类必须认识到自然对人类的重要性，“并肩负自己的伦理价值体系”[13]119，否则人类社会将不会迎来充满希望的美好未来。 小说创作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洪水之年》共分15个部分，第3至第15部分分别以上帝的园丁这一生态组织的13个节日中组织创始人亚当首次宣讲为起始。阿特伍德借亚当首次宣讲表达了自己的生态伦理观。如“创世之日”[11]11主要宣讲了地球上所有生命和平地齐聚一堂。“亚当与所有灵长类动物的盛宴”[11]51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不是自然的主宰，并不超出万物之上，是人类的贪婪使得人类以为万物属于人类。“方舟纪念日”[11]89强调世上万物应当和谐共处。“圣尤艾尔日”[11]125是纪念植物学家尤艾尔·吉本斯的节日，提倡人进行野外生活和食用天然食物。“鼹鼠日”[11]163中提出鼹鼠、蚯蚓、线虫和蚂蚁翻弄土壤使植物生长；甲虫、清道夫和细菌分解肉体，使其回归元素，并指出万物存在自身对生态系统都具有价值。“四月鱼节”[11]199关注海洋问题，诸如海水变暖、深海捕鱼以及海水富营养化等，提倡保护海洋。“狡蛇节”[11]237提出蛇的智慧在于与大地的整体性，强调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的整体性。“授粉节”[11]279庆祝植物再生产，倡导尊重授粉的蜜蜂。“圣戴安节”[11]315纪念加拿大著名作家和冒险家戴安·弗西，提倡关爱其他生命形式。“掠食者日”[11]351歌颂老虎、狮子、熊、野猪、野狼和鲨鱼的威严可怖的外形和无往不克的力量。“圣瑞秋和众鸟日”[11]377纪念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和环保主义者——《寂静的春天》作者瑞秋·卡逊。“圣泰瑞和众徒步者日”[11]413纪念加拿大运动家和癌症研究活动家泰瑞·福克斯。“圣朱丽安和众灵日”[11]433重申遭受灭顶之灾的不是地球，而是人类。阿特伍德借亚当首次宣讲表明了自己的生态思想和小说的主旨。 结语 阿特伍德在《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和《疯癫亚当》三部曲中，通过描述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的滥用引起的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疏离、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人完整性的破坏、人的奴役等负面影响，批判了理性主义和技术统治，批判了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内在逻辑，指出人类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日常生活中，应当尊重自然规律，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系统稳定，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生存发展权利。人类应当认识到自然对人类的重要性，坚持人类利益和自然利益的有机统一，坚持系统整体、普遍联系、相互作用以及平衡和谐的生态世界观，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1]李世书.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与双重解放:马尔库塞的生态批判与革命[J].江西社会科学,2016(06):18-25. [2]蔡奂.技术统治与生态灾难——试析反乌托邦生态小说《羚羊与秧鸡》[J].世界文学评论,2007(01):126-129. [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M].韦清琦,袁霞,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4]刘怡.《洪水之年》中的生态整体观探析[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6(12):99-101. [5]张兴成.现代性、技术统治与生态政治[J].书屋,2003(10):4-12. [6]鲁枢元.生态批评的视阈[J].渤海大学学报,2007(06):5-20. [7]杨莉馨.“反乌托邦”小说的一部杰作——试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新作《羚羊与秧鸡》[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02):59-62. [8]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疯癫亚当 [M].赵奕,陈晓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9]赵保红,许大平.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实践的价值取向[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1):8-11 . [10]叶平.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J].自然辩证法,1995(05):41-44. [11]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洪水之年[M].陈晓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12]余谋昌.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04):25-29. [13]丁林鹏.技术、消费与超现实:《羚羊与秧鸡》中的人文批判[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02):113-120.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两次获得布克奖，在国际文坛享有声誉。其长篇小说《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疯癫亚当》分别出版于2003年、2009年和2013年，这三部作品被作家自己称为“疯癫亚当三部曲”，三部作品时间一致，人物交织，内容有机联系。阿特伍德在三部曲中基于基因编辑技术，预见了高新生物技术在未来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从生态伦理学、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等理论角度出发，论证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的滥用造成了人类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理性主义割裂了人的完整性，造成对人的奴役。本文通过分析指出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的不当使用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上述负面影响的原因：一方面是人类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另一个方面则是资本主义增值逻辑。为消除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实践不仅应当满足人的尺度，也应当满足物的尺度，人类要尊重动植物界、非生物界的固有属性和发展规律，用整体的、和谐的、多样化的、相互依存的生态伦理学原则指导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一 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的滥用对人类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理性主义、科学技术的滥用造成了人类社会中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疏离，理性主义割裂了人的完整性，造成对人的奴役。（一）科学技术的滥用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疏离在现代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使人们远离事物的原生态，人们对世界在味觉、视觉、触觉等各方面的体验都不再是对自然的直接体验，而是人为加工处理过了。《羚羊与秧鸡》中秧鸡格伦所就读的集聚顶尖科技人才的沃特森——克里克学院里的景观动植物、岩石都是经过基因编辑技术改造过的。人们吃的鸡肉是经过基因改造的没有头、添加了快速生长基因、两周就可以长成的像海葵一样的鸡肉球生长出来的。在基因编辑技术盛行之后，想要吃到纯自然的动物肉变成一种奢侈的享受。科学技术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的奴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持有方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是“更有效地盘剥自然、向自然索取更多的东西，从而获取更大的利益。”[1]19“通过技术手段，自然界的每种动植物都被改造得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实用目的，获取最大商业利益，而生物的本来面貌和自然属性则遭到彻底的扭曲、践踏。”[2]127三部曲中阿特伍德描述了人类掌握基因编辑技术后，为了人类的利益，恣意改动动物的基因，以达到人类利益的最大化，严重伤害了动物的生存发展权利。如《羚羊与秧鸡》中奥根农场在猪体内培养各种人体组织，如心、肝、肾等，技术可以使一只器官猪同时长五、六只肾；为了快速产出鸡肉，人类将鸡修改为像植物一样的块茎，没有头、没有眼睛，“去掉了所有与消化、吸收和生长无关的脑功能。”[3]210为了获取其毛发给人类移植头发，编辑了羊的基因，使其长着一身长长的毛发，在被食肉动物攻击时，这些羊容易被自己的毛发绊倒而被捕获。理性主义化身秧鸡认为需要墙垣和牢笼把自然关在里面。现代工业社会为了逐利使自然沦为人类奴役剥削的对象。（二）科学技术的滥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科学技术被以小说中的“大院”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造成了“大院”的极其富有和“杂市”的极端贫穷。科学技术的进步并尚未给带来人类生活更美好，而是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技术变成了功利主义的工具，在给人类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消费品的同时，也制造出了大量的贫穷。《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中掌握科学技术的“大院”物质生活极其富有，生活社区井然有序。而没有技术的“杂市”甚至存在为了生存出卖子女的现象，儿童为了生存从事色情行业，人们生活在乞丐、偷盗、毒品、暴力横行的社区。人们对理性主义、科学技术推崇备至，导致对人文学科的歧视和人文学科的衰落。奥根农场衡量孩子的标准是数学、生物和化学学科，爱好语言、历史、艺术等人文学科的吉米获得的成就永远达不到他的父母的期望。理科成绩出众的秧鸡格伦在同学和家长中天然获得威严。理科学院 “沃特森——克里克学院兴盛富有、设施先进，而代表人文艺术的玛莎·格雷厄姆则衰败寒碜。”[4]101秧鸡认为艺术是浪费时间的东西，是人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时做的事。当技术为了逐利的目的服务，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富裕与贫穷、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的对立和分裂。（三）理性主义割裂人自身的完整性根据康德等人的观点，完整的人应该是自然性和社会性、感性和理性的统一。然而，现代工业社会“以数量化的唯理主义、工具理性标尺来衡量一切，使得现代世界被物化，现代人日渐失去其丰富的自然本性，成为机械化的‘单面人’”[5]5。理性主义使人陷入片面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满足于了人的物质欲望，“同时削弱了人的精神的丰富性与自主性，强化了人的机械性与可控性。”[6]10《羚羊与秧鸡》中沃特森——克里克学院的尖子生秧鸡格伦就是理性的化身。吉米和秧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象征的正是美、艺术、人性价值与冷冰冰的科学理性、功利主义原则之间的尖锐对立。”[7]60秧鸡格伦在设计基因编辑人即秧鸡人时，以工具理性为标准，废除了人所具有的感性部分。格伦认为胡子是感性的，所以秧鸡人不长胡子；其认为人类的爱情是一种由荷尔蒙分泌所引起的幻觉状态，爱情会使人处于受制于他人的不利地位，会给人带来耻辱；又认为性既没有新意也缺乏挑战“是代际基因传递问题的一种远非完善的解决办法”[3]200，因此他将秧鸡人设置为女性每三年交配一次，当其处于可交配状态时臀部变成蓝色，以这种设计来消除恋爱关系中的单相思和欲望得不到满足时的挫败感。为了消除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格伦将秧鸡人基因设置为30岁毫无征兆地死亡。理性主义精确地计算和控制了人的出生、爱情、性、死亡，使人严肃地机械化而失去人性的丰富性和自然性。（四）科学技术加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奴役，使人极具攻击性掌握高新技术的资本主义社会使追求健康的人沦为医药公司的奴役。阿特伍德在三部曲中预言了科技消除疾病之后医药公司为了生存和盈利的可能行为。《洪水之年》中荷尔史威瑟是一家大型医药公司，本该消除人类的疾病，但当科技能够预防和消除所有的疾病时，公司为了自身盈利而制作病毒，并将其随机载入部分保健药品中传播，再经过人与人的传播，以此创造更多的病人，再出售相应的抗病毒药物来盈利。托比的母亲就因为服用荷尔史威瑟高蛋白核心维生素E补充剂而染病，为了治病导致家庭钱财破产致贫。在《洪水之年》中，公司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高新科学技术以及资产阶级的利益。公司为了盈利经营彩弹业务，彩弹业务使得人丧失同情心、凶残狠毒并极具攻击性。彩弹业务指的是公司将犯罪入狱的人分成敌对的两队，一队屠杀另一队，获胜的一队即可获得自由、财富和一定的地位，落败一队惨死，于是称为死亡游戏，上述整个过程被公司视频直播，公司通过经营死亡游戏的赌博业务盈利。公司为了盈利，通过彩弹业务制造了大批凶残狠毒的彩弹手，其特点是眼神空洞、脸部布满伤疤，“他们的人类镜像神经元有些已经丢了，同理心模块也大幅消失。”[8]325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二 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的原因科学技术造成对人类社会负面影响的原因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则是人为的、主观的、社会的原因，即资本主义增值逻辑。首先，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以及运用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全面而准确地预测科学技术的应用后果，因此认识的局限性不可避免的带来使用的负面后果。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人为的、主观的、社会的原因。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立的原因并非科学技术本身，而是资本主义增值逻辑。阿特伍德在三部曲中批判了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的内在逻辑。三部曲描述的几个大公司，如奥根农场、荷尔史威瑟大院、雷吉文——埃森斯大院，无一不是为了追逐利润而枉顾伦理道德。吉米的爸爸是奥根农场的基因研究专家，妈妈是奥根农场的微生物学家。吉米妈妈从事科学研究的初衷是为了人类生活更美好，随着对公司了解的深入，吉米妈妈发现公司只想搜刮钱财，而对于奥根农场将人类的脑皮层植入器官猪的脑子里，吉米妈妈认为这改变了种际基因，是违背科学技术伦理道德行为。秧鸡格伦的爸爸是荷尔史威瑟西部分公司的顶尖研究员，他发现了荷尔史威瑟在保健品药物中添加病毒的事实，当他打算向公众揭发这一事实时，却被公司谋杀。雷吉文——埃森斯大院将人类基因和其他动物基因任意拼接来研发完美宝宝，顾客可以定制宝宝的任何外貌、体形、性格、智力等特征，不顾基因编辑技术伦理要求，恣意修改人类基因企图以此获得巨额利润。公司对外宣称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实际目的是榨取整个地球的每一滴利润。科学技术被资本主义社会用于追求短期的利益，不顾使用的方式是否正确，不顾长期的、对自然界整体的影响，因而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并破坏了人自身的完整性。三 解决科技负面影响的途径为消除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实践不仅要满足人的尺度，也要满足物的尺度，人类要尊重动植物界、非生物界的固有属性和发展规律，用整体的、和谐的、多样化的、相互依存的生态伦理学原则指导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一）认识局限性原因科学技术实践必须以人和物的两个尺度为其价值取向，不能仅仅满足人的尺度，无视物的尺度。人的尺度指人的需求、欲望和目的。物的尺度指“世界上各种存在物的固有属性、本质和运动规律所设定的尺度。”[9]10阿特伍德批判人类对海洋、空气、动物、植物所进行的破坏活动，指出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最后都会伤害到人类自身。阿特伍德强调人们要认识到生物和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本源，人类要尊重动植物界和非生物界，要认识到人类对自然进行无止境的掠夺、破坏，最后会对人类自身带来伤害。（二）人为的、主观的、社会的原因资本主义的逐利本质也造成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人类应当尊重自然规律，以生态善为标准，坚持人类利益和自然利益的统一，不能为了追求人类利益，而不顾自然利益。人类应当在政治、经济、科技、日常生活等方面引入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倡导生命多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其他生物生存发展权利及提倡物种间和谐共处。阿特伍德在三部曲中通过上帝的园丁这一生态环保组织，表达了作者对过度消费、资源浪费的反对，并倡导建立一种与正在到来的物质资源匮乏的时代相适应的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消费活动是由资本家和媒体“操纵的”，并成为统治者的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资本家和统治阶级不断制造出许多虚假需求，使整个社会产生出无尽的物质欲望，所有人都成为了永远无法满足的消费者。虚假的需求指“由某些‘特殊的社会利益’产生的外在力量强加给社会公众的需求”[1]19，这不是人们实际生活必需的，也不是人的真实需求。阿特伍德认为过度消费是由于缺乏意志力和道德观，是为了满足虚假的需求，阿特伍德提倡废物回收利用，认为没有所谓的废物、垃圾，它们仅仅是没有物尽其用。阿特伍德提倡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倡保护生态系统的稳定，认为任何生物本身“具有内在生态价值，这是不依赖于对人类的价值贡献而客观存在的生命价值”[10]44。阿特伍德通过上帝的园丁这一组织的发起人亚当首次宣讲来表达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提出自然界的动植物以及微生物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并且与人类有平等的生存权利。亚当在宣讲中声称园丁的理念：“关爱和照料其他的生命形式……创造和平之国，希望所有生命都能在其中得到尊重。”[11]318“我们与成千上万的生物共同生存……（他们）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执行他的不可测度的任务。……（他们）是多音位创世协奏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1]166亚当在关于创世的宣讲中提到：“亚当对动物发出的一个动作充满了友爱和兄弟情谊……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和平地齐聚一堂，被人类拥入怀中。”[11]15阿特伍德提倡促进生态平衡的自然事件和自然过程认为，“生物圈物质的封闭循环和能量经植物——动物——微生物的梯级转变，都具有积极的生态价值。”[10]44园丁认可食物链中的循环，认可人死之后要被分解回归自然。皮拉、托比都用自己的死亡方式践行这一点。当《洪水之年》中皮拉身患绝症，《疯癫亚当》中托比爱人离去，身体日渐衰弱，她们并不惧怕或抗拒死亡，而是正确地面对和迎接死亡，让自己的身体被分解并回归自然。当人类和自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时，阿特伍德探讨了解决冲突的基本原则。生态伦理学研究者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三类：第一是生存需求，第二是社会需求，第三类是对奢侈生活的需求。其认为人类生存和社会需求超过其他生物群落的生存利益，其他生物的生存利益超过人类的奢侈生活的需求。阿特伍德在小说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疯癫亚当》中当泽伯在加拿大西北北极群岛地区白马镇，为声称保护北极熊的生态组织工作时，驾驶飞机去北极给北极熊投食，由于遭到同事谋杀而飞机失事，泽伯一个人需在冰冻苔原步行三天。在食物耗尽时，泽伯杀死了遇到的一只熊，他杀死熊与生态主义者保护动物的理念相冲突，但作者多次提到这只熊并没有怪罪泽伯，因为泽伯当时的生存遇到了挑战，以此表达了人类的生存需求超过其他生物群落的生存利益。阿特伍德批判了为了人类奢侈生活的需求而伤害动物的生存权利，如三部曲中批判了销售动物皮毛的名为潜行的女装店和提供濒临绝种动物的名为山珍的连锁餐厅，指责这些顾客购买动物皮毛是为了炫富，指责商家经营这样的餐厅是为了诱人的利益。阿特伍德提倡生态世界观，反对二元对立世界观。生态世界观指的是：“系统整体的观念、普遍联系的观念、相互作用的观念、平衡和谐的观念。”[6]16特别在人和自然关系方面，生态世界观超越了西方笛卡尔所提出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阿特伍德重申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人征服自然，而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阿特伍德强调人类必须培养一种对自然的新的态度，“它的基础是同自然协调，而不是征服自然。”[12]29人类的贪婪使得人类以为世界上的万物属于人类，而实际上人类属于世上万物，人类没有做好动物管理者的工作，人类若认为自己超乎世界万物之上，为了人类利益损害自然的利益，终将受到自然的惩罚。人类必须认识到自然对人类的重要性，“并肩负自己的伦理价值体系”[13]119，否则人类社会将不会迎来充满希望的美好未来。小说创作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洪水之年》共分15个部分，第3至第15部分分别以上帝的园丁这一生态组织的13个节日中组织创始人亚当首次宣讲为起始。阿特伍德借亚当首次宣讲表达了自己的生态伦理观。如“创世之日”[11]11主要宣讲了地球上所有生命和平地齐聚一堂。“亚当与所有灵长类动物的盛宴”[11]51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不是自然的主宰，并不超出万物之上，是人类的贪婪使得人类以为万物属于人类。“方舟纪念日”[11]89强调世上万物应当和谐共处。“圣尤艾尔日”[11]125是纪念植物学家尤艾尔·吉本斯的节日，提倡人进行野外生活和食用天然食物。“鼹鼠日”[11]163中提出鼹鼠、蚯蚓、线虫和蚂蚁翻弄土壤使植物生长；甲虫、清道夫和细菌分解肉体，使其回归元素，并指出万物存在自身对生态系统都具有价值。“四月鱼节”[11]199关注海洋问题，诸如海水变暖、深海捕鱼以及海水富营养化等，提倡保护海洋。“狡蛇节”[11]237提出蛇的智慧在于与大地的整体性，强调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的整体性。“授粉节”[11]279庆祝植物再生产，倡导尊重授粉的蜜蜂。“圣戴安节”[11]315纪念加拿大著名作家和冒险家戴安·弗西，提倡关爱其他生命形式。“掠食者日”[11]351歌颂老虎、狮子、熊、野猪、野狼和鲨鱼的威严可怖的外形和无往不克的力量。“圣瑞秋和众鸟日”[11]377纪念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和环保主义者——《寂静的春天》作者瑞秋·卡逊。“圣泰瑞和众徒步者日”[11]413纪念加拿大运动家和癌症研究活动家泰瑞·福克斯。“圣朱丽安和众灵日”[11]433重申遭受灭顶之灾的不是地球，而是人类。阿特伍德借亚当首次宣讲表明了自己的生态思想和小说的主旨。结语阿特伍德在《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和《疯癫亚当》三部曲中，通过描述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的滥用引起的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疏离、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人完整性的破坏、人的奴役等负面影响，批判了理性主义和技术统治，批判了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内在逻辑，指出人类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日常生活中，应当尊重自然规律，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系统稳定，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生存发展权利。人类应当认识到自然对人类的重要性，坚持人类利益和自然利益的有机统一，坚持系统整体、普遍联系、相互作用以及平衡和谐的生态世界观，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参考文献：[1]李世书.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与双重解放:马尔库塞的生态批判与革命[J].江西社会科学,2016(06):18-25.[2]蔡奂.技术统治与生态灾难——试析反乌托邦生态小说《羚羊与秧鸡》[J].世界文学评论,2007(01):126-129.[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M].韦清琦,袁霞,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4]刘怡.《洪水之年》中的生态整体观探析[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6(12):99-101.[5]张兴成.现代性、技术统治与生态政治[J].书屋,2003(10):4-12.[6]鲁枢元.生态批评的视阈[J].渤海大学学报,2007(06):5-20.[7]杨莉馨.“反乌托邦”小说的一部杰作——试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新作《羚羊与秧鸡》[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02):59-62.[8]玛格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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