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作为一种越来越强劲的力量日益作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强烈地影响着包括文学艺术领域在内的精神文化领域,于是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也日益走向紧密,并成为文艺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在如何把握两者关系的问题上,文艺学界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两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冲突,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对文学艺术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甚至造成其整体性地走向衰落；另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两者关系可以是统一的、和谐的、一致的,它们可以和谐相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本文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倾向于采取另一种思路,试图把文学艺术看作以作家和艺术家的感知、想象、意象及其在文艺作品中的体现为内核,以虚构为本质的独特的精神审美活动。在这样的前提下,当今中国文艺学界有关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关系的探讨,就可以放在科学技术与文艺虚构关系的框架中来进行,放在两者关系的历史发展演变中来进行,放在两者关系的逻辑发展秩序中来进行。在这样的框架中,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也就会变得更加全面、辩证而富于变化,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当今文艺学界有关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关系的一系列纷争,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 一、缺席的科学技术与在场的文艺虚构 对人们来说,外部世界呈现出的神秘性、不确定性、模糊性是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动力。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文学艺术,最初都是人类出于自身生存本能以及天然的好奇心的需要,试图接近充满神秘性的外部世界,进而认识、理解、把握甚至控制这一世界,从而摆脱它带给人的神秘感、陌生感,从而获得安全感、自由感,最终达到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目的。这一动因推动了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正如爱因斯坦认为的,神秘性孕育了科学与艺术：“我们最美丽的感受就是神秘感。神秘感是笼罩真正艺术和科学摇篮周围的一种极重要的基本情感。”[1]具体就文学艺术来说,它往往通过感知、想象、虚构等感性的方式,实现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克服它带给人们的无限感、神秘感、陌生感；而科学技术则往往以理性的方式,在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中深化对这一世界的认识、理解和实践,不断克服其神秘性、不确定性、模糊性,使其从未知世界转化为已知世界,从而实现对这一世界的把握和征服。这两种把握世界的方式的重要区别在于,它们并不是同步发展起来的,而是前者首先发展起来,后者在前者产生和发展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发展起来。具体来说,在远古时代,科学技术显得极其落后、贫乏,有时甚至是缺席的,外部世界远远超出了远古人的经验范围,无法被认识、理解和把握,并作出合理的解释,从而对远古人来说成为一个广阔的、持久的、未知的、神秘的空间,成为一片空白和荒芜之地,充满了混沌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带给他们极大的神秘感、陌生感、敬畏感。为了克服这一切,使自己生活得更加心安理得、从容自由,远古人总是试图用各种方式来把握这一外在世界。于是,神话、巫术等原始文艺形式在这种对外部世界的尝试性把握中快速发展起来,它们以感知、想象和虚构等文学艺术的方式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把握,并且成为远古人类把握世界的最重要的方式,从而使最初的文学艺术领先于科学技术,正如霍克海默、阿多诺指出的：“正是在知识摒弃人类的地方,艺术走到了前台。”[2]不仅如此,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作为浑然的整体,还先于科学、包含科学,是科学得以孕育和产生的先决条件：“艺术是科学的原型,只有艺术存在之地,科学方可入内。”[3]可以说,虚构的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感性的、想象的、低层次的认识,确实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科学提供了感性的材料,而科学正是在文艺虚构的威胁、玷污、缠绕下,通过揭露和清理文艺虚构而确立自身。因此,原始文学艺术的发展为后来科学技术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文学艺术在那时被作为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正像科学技术在近代以来被作为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它们在各自的时代发挥的作用有些相似。 远古世界具有的神秘性在现代社会诸多领域仍然普遍存在,它往往以不确定性、模糊性、混沌性等方式表现出来,原因在于这些领域的某些部分还未得到科学发现的充分揭示,或者根本就是无法揭示的,人们从而以想象虚构的方式对它们进行把握。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在古代往往被称为神话,在现代往往被称为“现代的神话”。现代文艺就是一种“现代的神话”,它通过感知、想象等虚构的方式对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的不确定性、模糊性、混沌性进行把握。于是,古代的神话和现代虚构的文学艺术在功能上就具有了共通之处,正如詹姆逊指出的：“在弗莱有意神秘化的地方,暗指神话的因素仍在今天的社会里起作用。弗莱用他的原型理论来促使我们明晰当今文学和遥远的古代神话有共通之处,激发我们明白在我们的精神探索和氏族部落的人们之间有连续性。”[4]更重要的是,与过去相比,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一体化不断推进,外部世界日益变得广阔无限、扑朔迷离。对现代人来说,其仍然具有神秘性、不确定性、未知性等类似于远古世界那样的性质,单个个体难以凭借其有限的科技知识、受到局限的视野以及微弱的精力对它进行全面深入的把握,正如詹姆逊所说的：“这些新的巨大的全球现实是任何个别主体或意识所接触不到的……这些基本现实最终似乎是不能再现的,或用阿尔都塞的话说,是颇似缺场的原因的东西,从未曾进入感觉在场的东西。”[5]如果仍然坚持对之进行把握和再现,就只能运用詹姆逊所说的“比喻的游戏”的方式即文艺虚构的方式,“以扭曲和象征的方式”对之进行把握[6]。这种难以把握的新现实有力地推动了现代的文学艺术这一“现代的神话”在现代社会继续存在并获得新的发展。正是通过这一新神话,现代人实现了对自我的定位,获得了安全感,这就是詹姆逊所说的“认知绘图”。现代作家和艺术家的任务,就是用自己敏锐的感知和飞扬的想象,创造出文学艺术这一新的神话,进而把握现代社会生活结构。 二、初步发展的现代科技与萎缩的文艺虚构 虚构的文学艺术最初作为一种低层次的、感性的、想象的把握外部世界的方式,显然有其缺陷,它往往难以抵达外部世界的深层本质和规律。在其存在和发展较长一段时间后,科学技术这种更为理性的把握外部世界的方式逐步发展起来。与前者相比,它在清晰性、确定性、可信性、权威性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往往能够以积淀下来的高级理性认识深入到外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特别是在伽利略确立现代科学以后,现代科技获得快速发展,次第而来的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使其曾经的神秘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被消除,这是一个祛神秘化甚至有可能透明化的过程,必然对虚构的文学艺术这种更为古老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形成严重的冲击和消解。总之,初步发展的现代科技推动了外部世界的清晰性、确定性、透明性的增强,从而压缩了因神秘性、模糊性、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文艺虚构的空间,使文学艺术遇到了危机。 从更深层次上说,和现代科学相暗合的理性主义在现代科学产生以前,就已经在更深的抽象层面上冲击和消解着虚构的文学艺术,它所发挥的这种作用为现代科技这种作用的发挥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具体来说,从神话、巫术演变而来的虚构的文学艺术也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混沌性等特点,充满了感知、想象、幻象等虚构因素。而理性主义的发展使理性之光遍照世界,于是这个世界开始了其非神秘化、非神话化进程,逐渐变得清澈透明、一览无余,从而使充满了朦胧、神秘、模糊色彩的虚构的文学艺术遭到严重的破坏。而作为理性主义重要工具的实证主义,推崇客观性、可考证性、可检验性,对难以捉摸的形而上学形成了严重的冲击,正如卢卡奇所说：“现代新实证主义打算将所有关于现实(自在之物)的问题统统剔除于科学的范围之外,它将所有关于自在之物的问题当作‘非科学的’东西而加以排斥,同时,又承认技术和自然科学的所有结论。”[7]而虚构的文学艺术作为形而上学的重要表现形式,凝聚着作家艺术家主观的感知和想象,以模糊、含混、悖论作为自己的表达方法,显得不切实际、荒诞不经,经不起考究、推敲、验证,因而必然受到实证主义的拒斥、排挤甚至清理,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柏拉图对诗的禁令正如实证主义对理念学说的拒斥一样。”[8]总之,实证主义使一切脱离现实的浪漫诗意都遭到严重的冲击,它往往被视为纯粹的游戏、怪诞的幻想而遭到抛弃。 而现代科学在理性主义传统中孕育而出以后,得到快速发展并使整个世界都科学化、数学化、可计算化了。它为现代世界提供了数字原则和“算计世界的公式”,于是这个世界逐渐被把握为具有可比性的抽象的数和量,成为一个可以用数学精确计算的由数字、图形、图式等建构出来的世界,正如卢卡奇指出的：“正是在近代哲学开始发展的时候,普遍的数学作为认识的理想出现了。这是试图创立这样一种理性的关系体系,它能把合理化了的存在的全部形式上的可能性、所有的比例和关系都包括在内,藉助它能把所有现象——不论它们客观的、物质的差别如何——都变成为精确计算的对象。”[9]于是,一切形而上的东西都被要求遵循严密的逻辑,通过数字、图形、图式等变成有形的东西,而无法实现这一转变的东西都往往被视为难以把捉、虚无缥缈的东西而遭到摧毁和清除,虚构的文学艺术也必然在这一过程中遭到冲击和破坏,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的：“形式逻辑成了统一科学的主要学派。它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算计世界的公式……它体现了所有祛除神话的渴望：数字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10]简单地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现代人把握外部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远古时代充满神秘性、不确定性、模糊性的神话和巫术,以及由之演变而来的现代社会的虚构的文学艺术,逐渐变成了一种经不起科学推敲的东西,遭到人们的抛弃与清理。例如彩虹曾经作为一种无法确知其生成机理的自然现象,充满了神秘性,中国古人甚至认为它是天上的神龙在江河中喝水的超验现象,而对之进行把握的彩虹诗也相应地充满了美感、神韵和诗意；牛顿对其生成机理的科学破解,则使它变成了一种类似于棱镜解析出来的不同层面的光一样的物理现象,从而使彩虹和彩虹诗都丧失了神秘性,而它们曾经具有的美感、神韵和诗意也随之消失了。总之,作为对现实发现与认识的科学,不同于对现实感知与想象的文学艺术,现代科学通过清理、揭露虚构的文学艺术来确立自身,而自身一旦确立与形成,虚构的文学艺术就很容易被冲击和消解掉。 就现代技术而言,它和现代科学紧密相关,以现代科学为基础,是对现代科学的具体实践和应用。事实上,现代科学自身也内在地包含着技术的因素,它往往通过实验得以成立,包含着操作的过程：“事实上,科学方法包含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推理和实验或经验。”[11]“严格地说,科学实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根据精确的计划而设置的环境中并且借助与可能的结果相关的假设产生出确定的、可检测的和可分析的效应。”[12]与现代科学相比,现代技术更重视对外部世界的实践改造层面,试图通过实践的方式增强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把握,它更强调实用性、可操作性、可应用性、实效性,一切不能得到实践证实的东西、一切不能变成具体可操作的东西、一切无法在使用中取得实际功效的东西,都会被认为是虚构或者虚假的东西而遭到排斥或抛弃,从而丧失存在的价值。这就使缺乏这些特性的外部世界的神秘层面、不确定层面、模糊层面遭到普遍的摧毁。而作为人类感性和精神想象力产物的文学艺术,虚无缥缈,捉摸不定,变化无穷,脱离特定的实用目的和实际效用,无法付诸特定的实践操作来验证,因而往往被证明为无效的东西,从而丧失存在的价值,被轻易地破坏和清理掉。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现代技术的发展对古老的神话的严重破坏进行论述,他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13]而现代技术作为支配自然力最重要也最有力的工具,必然对古代文学艺术的前身——神话造成严重的伤害,使其由被认为是对外部世界真实把握的东西逐渐变成虚假的东西,正如阿多诺指出的：“在历史的时间长河中,一件艺术作品中曾是真实的东西,到后来会变成虚假的东西。”[14]而就它对古代文学艺术的破坏作用来说,也具有类似的性质。正如本雅明认为的,古典文学艺术作品的神秘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光晕”或者“韵味”,源自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不了解而产生的距离,而现代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更充分地对外部世界进行把握,相应地,艺术品也可以被无限复制并大规模展示,普通人可以随处见到并拥有它,从而拉近了人们与外部世界的距离,消除了与之紧密相关的神秘性,而以神秘性为基础的文艺作品的“光晕”或者“韵味”也随之消失,从而对虚构的文学艺术形成了致命的打击。 总之,在理性主义传统中孕育而生的现代科技的初步发展,使外部世界被理性主义化、科学化、技术化了,甚至造成了对它的某种程度上的透视。相应地,这个世界曾经让人难以把握的、神秘的被“掩蔽的层面”以及由此而来的虚构的文学艺术,也都因此被充分揭示出来,变得更加确定、可靠和透明。这也是一个外部世界的去神秘化、“非神圣化”“对自然的仪器化”的过程,一个异质因素的数量化、同质化、可衡量化的过程,一个隐蔽的东西的显在化的过程。于是,外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被剥光了的宇宙”,从而削弱了“艺术话语中的虚构特点”,对虚构的文学艺术也形成了严重的冲击、排挤、清理和消解。 三、高度发展的现代科技与文艺虚构的再次飞扬 作为对外部世界发现、实践、改造的产物,现代科技的初步发展虽然使虚构的文学艺术遭到严重的破坏、冲击、清理和消解,但是现代科技并不能使外部世界的神秘性、超验性、不确定性、模糊性完全消失。不但不会如此,反而有可能使这些特性随着现代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而在新的层面上呈现出来,正如Fred Forest指出的：“神秘思维事实上为当代科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完满的框架。”[15]从而为以此为基础而产生的虚构的文学艺术的新发展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20世纪初以来,现代科技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相对论、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迷人夸克”“八重法”、耗散结构理论、非平衡过程物理学、不稳定系统动力学、混沌概念、不可逆性定律、非对称性等一系列新科学概念的提出,以及电影、电视、计算机、互联网、手机等高科技产物的产生和发展,使现代人逐步认识到,现代科技的新发展带给这个世界的,不仅仅是清晰性、确定性、可靠性、可证实性、可认知性的不断增强,它还可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的神秘性、超验性、不确定性、不可知性、模糊性、混沌性、相对性、偶然性等,麦克卢汉曾经“确认着追求绝对知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的力量”[16],詹姆逊也认为“新出现的技术”“作为一种能量储存的新的形式(长期储存)……以一种不同于神话的方式表明了这种新力量源泉的‘神秘’”[17]。这样,就使传统的现代科学所致力建构的外部世界普遍永恒的自然法则和井然有序的时空秩序成为不可能,反而有可能向与之相反的方向发展,正如吉登斯指出的：“一些曾经被认为能够将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确定和可预测的影响,包括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也常常具有完全相反的效果。”[18]现代科技发展中出现的这些新特性,实际上是外部世界自身特性的反映,它说明了外部世界某些层面自身存在的神秘性、不确定、模糊性等,它们不会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完全消失,反而有可能持续存在,成为这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尽管初步发展的现代科技曾经致力于消除外部世界的这些特性,以求实现这个世界的清晰透明,但是这个世界新的层面上的类似特性会不断涌现,虽然有可能不断减少,但是却不会完全消失,从而使现代科技的这种努力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现代科技的新发展对这个世界新特性的呈现,为作家和艺术家用文艺虚构的方式重新把握世界提供了新的可能,为文学艺术的新发展提供了崭新的空间。马尔库塞提出的倒转的“文明三阶段规律”实际上为现代科技与文艺虚构之间关系的辩证发展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认为,文明存在着三个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人类正处于其中的现代科技阶段、人类将进入的“新的形而上学阶段”[19]。具体来说,他认为现代科技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可能会损害形而上学,而它的进一步发展则可能产生建立在现代科技基础上的新的形而上学,进而可能为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新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他指出：“我曾提出倒转‘文明三阶段规律’并在对世界的科学和技术改造基础上‘重新确认’形而上学的观念。现在,同是这个概念,可以推广到科学技术同艺术的关系。艺术的合理性及其‘谋划’存在并确定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的能力,可以因而设想为由世界的科学技术改造来给予证明,并在那之中发挥作用。”[20]具体来说,现代科技的发展对虚构的文学艺术是一个“拒绝和补偿”同时进行的过程,它一方面拒绝和清除了过去古老的蒙昧的文学艺术形式,另一方面它的新的发展又在更高的层面为对外部世界的新感知、新想象、新虚构创造条件,从而创造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文学艺术形式。以神话这种文学艺术形式为例,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消除了旧神话,另一方面又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神话,正如南帆指出的：“神话的时代已经逝去,它离人们已经十分遥远。……科学击退了神话……然而,人们没有料到的是,现今的科学技术业已具有这种能力——它甚至能随心所欲地制造‘真实’。相对于原始初民的神话作品,科学技术毋宁说是一个超级的神话制造者……”[21]事实也确实如此,人类社会的神话曾经仅仅抽象地存在于人类的脑海和观念之中、口头话语或者语言文字之中,因为缺乏现代科技的手段,无法获得更为生动形象的呈现,而当今高科技的发展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新的科技手段,使远古时代抽象的神话前所未有地获得了更加感性的、生动形象的呈现,因此,正如Fred Forest指出的：“从长远观点看,正是机器,才使得我们回到了我们以往的那些伟大的神话中。”[22]不仅仅如此,利用新的高科技手段,还可以创造出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新神话,例如利用新的数字技术,可以在影视屏幕上创造出超凡的神话形象如“蜘蛛侠”“阿凡达”等等。这一过程事实上也是利用新的科技手段推动虚构的文学艺术获得新的发展的过程,例如摄影机等机械技术设备所拍摄的影视画面不仅实现了对现实的生动逼真再现,它还可以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再造一个生动形象的新现实,从而使影视画面所呈现的现实生活世界和人造的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限发生混淆,给人们带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感觉,使人似乎进入一个神话的世界,为人们自由地进行想象和虚构开辟了崭新的空间,推动了虚构的文学艺术获得新的发展。简而言之,现代科技对虚构的文学艺术具有破旧立新的作用,它破除了作家艺术家原有的以感知、想象等为基础的文艺虚构世界,而它带来的新的神秘性、不确定性、超验性、模糊性又可能使作家和艺术家产生新的感知、想象,形成新的文艺虚构世界,从而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 总之,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外部世界经历了一个从神秘化到明晰化再到重新神秘化的循环过程。对作家和艺术家来说,外部世界的这种循环变化的特性决定了以感知、想象为基础的虚构的文学艺术是获得发展还是受到抑制。而就当下而言,现代科技的新发展带来的外部世界的重新神秘化显然对虚构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推动作用。因此,就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而言,两者既有矛盾、对立的一面,又有和谐、统一的一面,既有相互克服、相互抑制的一面,又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面,既有相互消解的一面,又有合力共建的一面。在这几组关系中,两者关系的和谐统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合力共建的一面应该是整体性的、长远性的、根本性的,因此两者关系也应该以积极的正向建构为主,特别是在当今的高科技社会条件下,就更应该如此。 注释： [1] 阿海：《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史掠影》,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33页。 [2]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3]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4] [美]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 [5] [美]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7页。 [6] [美]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7页。 [7]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智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页。 [8]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9]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智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08页。 [10]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11] [法]让·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吕乃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7页。 [12] [法]让·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吕乃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14] [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2页。 [15] [法]马克·第亚尼：《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7页。 [16]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加]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17] [美]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2～123页。 [18] 转引自金惠敏：《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19]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82、189页。 [20]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 [21] 南帆：《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56页。 [22] [法]马克·第亚尼：《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9页。 随着科技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作为一种越来越强劲的力量日益作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强烈地影响着包括文学艺术领域在内的精神文化领域,于是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也日益走向紧密,并成为文艺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在如何把握两者关系的问题上,文艺学界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两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冲突,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对文学艺术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甚至造成其整体性地走向衰落；另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两者关系可以是统一的、和谐的、一致的,它们可以和谐相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本文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倾向于采取另一种思路,试图把文学艺术看作以作家和艺术家的感知、想象、意象及其在文艺作品中的体现为内核,以虚构为本质的独特的精神审美活动。在这样的前提下,当今中国文艺学界有关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关系的探讨,就可以放在科学技术与文艺虚构关系的框架中来进行,放在两者关系的历史发展演变中来进行,放在两者关系的逻辑发展秩序中来进行。在这样的框架中,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也就会变得更加全面、辩证而富于变化,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当今文艺学界有关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关系的一系列纷争,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一、缺席的科学技术与在场的文艺虚构对人们来说,外部世界呈现出的神秘性、不确定性、模糊性是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动力。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文学艺术,最初都是人类出于自身生存本能以及天然的好奇心的需要,试图接近充满神秘性的外部世界,进而认识、理解、把握甚至控制这一世界,从而摆脱它带给人的神秘感、陌生感,从而获得安全感、自由感,最终达到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目的。这一动因推动了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正如爱因斯坦认为的,神秘性孕育了科学与艺术：“我们最美丽的感受就是神秘感。神秘感是笼罩真正艺术和科学摇篮周围的一种极重要的基本情感。”[1]具体就文学艺术来说,它往往通过感知、想象、虚构等感性的方式,实现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克服它带给人们的无限感、神秘感、陌生感；而科学技术则往往以理性的方式,在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中深化对这一世界的认识、理解和实践,不断克服其神秘性、不确定性、模糊性,使其从未知世界转化为已知世界,从而实现对这一世界的把握和征服。这两种把握世界的方式的重要区别在于,它们并不是同步发展起来的,而是前者首先发展起来,后者在前者产生和发展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发展起来。具体来说,在远古时代,科学技术显得极其落后、贫乏,有时甚至是缺席的,外部世界远远超出了远古人的经验范围,无法被认识、理解和把握,并作出合理的解释,从而对远古人来说成为一个广阔的、持久的、未知的、神秘的空间,成为一片空白和荒芜之地,充满了混沌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带给他们极大的神秘感、陌生感、敬畏感。为了克服这一切,使自己生活得更加心安理得、从容自由,远古人总是试图用各种方式来把握这一外在世界。于是,神话、巫术等原始文艺形式在这种对外部世界的尝试性把握中快速发展起来,它们以感知、想象和虚构等文学艺术的方式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把握,并且成为远古人类把握世界的最重要的方式,从而使最初的文学艺术领先于科学技术,正如霍克海默、阿多诺指出的：“正是在知识摒弃人类的地方,艺术走到了前台。”[2]不仅如此,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作为浑然的整体,还先于科学、包含科学,是科学得以孕育和产生的先决条件：“艺术是科学的原型,只有艺术存在之地,科学方可入内。”[3]可以说,虚构的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感性的、想象的、低层次的认识,确实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科学提供了感性的材料,而科学正是在文艺虚构的威胁、玷污、缠绕下,通过揭露和清理文艺虚构而确立自身。因此,原始文学艺术的发展为后来科学技术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文学艺术在那时被作为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正像科学技术在近代以来被作为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它们在各自的时代发挥的作用有些相似。远古世界具有的神秘性在现代社会诸多领域仍然普遍存在,它往往以不确定性、模糊性、混沌性等方式表现出来,原因在于这些领域的某些部分还未得到科学发现的充分揭示,或者根本就是无法揭示的,人们从而以想象虚构的方式对它们进行把握。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在古代往往被称为神话,在现代往往被称为“现代的神话”。现代文艺就是一种“现代的神话”,它通过感知、想象等虚构的方式对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的不确定性、模糊性、混沌性进行把握。于是,古代的神话和现代虚构的文学艺术在功能上就具有了共通之处,正如詹姆逊指出的：“在弗莱有意神秘化的地方,暗指神话的因素仍在今天的社会里起作用。弗莱用他的原型理论来促使我们明晰当今文学和遥远的古代神话有共通之处,激发我们明白在我们的精神探索和氏族部落的人们之间有连续性。”[4]更重要的是,与过去相比,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一体化不断推进,外部世界日益变得广阔无限、扑朔迷离。对现代人来说,其仍然具有神秘性、不确定性、未知性等类似于远古世界那样的性质,单个个体难以凭借其有限的科技知识、受到局限的视野以及微弱的精力对它进行全面深入的把握,正如詹姆逊所说的：“这些新的巨大的全球现实是任何个别主体或意识所接触不到的……这些基本现实最终似乎是不能再现的,或用阿尔都塞的话说,是颇似缺场的原因的东西,从未曾进入感觉在场的东西。”[5]如果仍然坚持对之进行把握和再现,就只能运用詹姆逊所说的“比喻的游戏”的方式即文艺虚构的方式,“以扭曲和象征的方式”对之进行把握[6]。这种难以把握的新现实有力地推动了现代的文学艺术这一“现代的神话”在现代社会继续存在并获得新的发展。正是通过这一新神话,现代人实现了对自我的定位,获得了安全感,这就是詹姆逊所说的“认知绘图”。现代作家和艺术家的任务,就是用自己敏锐的感知和飞扬的想象,创造出文学艺术这一新的神话,进而把握现代社会生活结构。二、初步发展的现代科技与萎缩的文艺虚构虚构的文学艺术最初作为一种低层次的、感性的、想象的把握外部世界的方式,显然有其缺陷,它往往难以抵达外部世界的深层本质和规律。在其存在和发展较长一段时间后,科学技术这种更为理性的把握外部世界的方式逐步发展起来。与前者相比,它在清晰性、确定性、可信性、权威性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往往能够以积淀下来的高级理性认识深入到外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特别是在伽利略确立现代科学以后,现代科技获得快速发展,次第而来的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使其曾经的神秘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被消除,这是一个祛神秘化甚至有可能透明化的过程,必然对虚构的文学艺术这种更为古老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形成严重的冲击和消解。总之,初步发展的现代科技推动了外部世界的清晰性、确定性、透明性的增强,从而压缩了因神秘性、模糊性、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文艺虚构的空间,使文学艺术遇到了危机。从更深层次上说,和现代科学相暗合的理性主义在现代科学产生以前,就已经在更深的抽象层面上冲击和消解着虚构的文学艺术,它所发挥的这种作用为现代科技这种作用的发挥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具体来说,从神话、巫术演变而来的虚构的文学艺术也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混沌性等特点,充满了感知、想象、幻象等虚构因素。而理性主义的发展使理性之光遍照世界,于是这个世界开始了其非神秘化、非神话化进程,逐渐变得清澈透明、一览无余,从而使充满了朦胧、神秘、模糊色彩的虚构的文学艺术遭到严重的破坏。而作为理性主义重要工具的实证主义,推崇客观性、可考证性、可检验性,对难以捉摸的形而上学形成了严重的冲击,正如卢卡奇所说：“现代新实证主义打算将所有关于现实(自在之物)的问题统统剔除于科学的范围之外,它将所有关于自在之物的问题当作‘非科学的’东西而加以排斥,同时,又承认技术和自然科学的所有结论。”[7]而虚构的文学艺术作为形而上学的重要表现形式,凝聚着作家艺术家主观的感知和想象,以模糊、含混、悖论作为自己的表达方法,显得不切实际、荒诞不经,经不起考究、推敲、验证,因而必然受到实证主义的拒斥、排挤甚至清理,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柏拉图对诗的禁令正如实证主义对理念学说的拒斥一样。”[8]总之,实证主义使一切脱离现实的浪漫诗意都遭到严重的冲击,它往往被视为纯粹的游戏、怪诞的幻想而遭到抛弃。而现代科学在理性主义传统中孕育而出以后,得到快速发展并使整个世界都科学化、数学化、可计算化了。它为现代世界提供了数字原则和“算计世界的公式”,于是这个世界逐渐被把握为具有可比性的抽象的数和量,成为一个可以用数学精确计算的由数字、图形、图式等建构出来的世界,正如卢卡奇指出的：“正是在近代哲学开始发展的时候,普遍的数学作为认识的理想出现了。这是试图创立这样一种理性的关系体系,它能把合理化了的存在的全部形式上的可能性、所有的比例和关系都包括在内,藉助它能把所有现象——不论它们客观的、物质的差别如何——都变成为精确计算的对象。”[9]于是,一切形而上的东西都被要求遵循严密的逻辑,通过数字、图形、图式等变成有形的东西,而无法实现这一转变的东西都往往被视为难以把捉、虚无缥缈的东西而遭到摧毁和清除,虚构的文学艺术也必然在这一过程中遭到冲击和破坏,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的：“形式逻辑成了统一科学的主要学派。它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算计世界的公式……它体现了所有祛除神话的渴望：数字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10]简单地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现代人把握外部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远古时代充满神秘性、不确定性、模糊性的神话和巫术,以及由之演变而来的现代社会的虚构的文学艺术,逐渐变成了一种经不起科学推敲的东西,遭到人们的抛弃与清理。例如彩虹曾经作为一种无法确知其生成机理的自然现象,充满了神秘性,中国古人甚至认为它是天上的神龙在江河中喝水的超验现象,而对之进行把握的彩虹诗也相应地充满了美感、神韵和诗意；牛顿对其生成机理的科学破解,则使它变成了一种类似于棱镜解析出来的不同层面的光一样的物理现象,从而使彩虹和彩虹诗都丧失了神秘性,而它们曾经具有的美感、神韵和诗意也随之消失了。总之,作为对现实发现与认识的科学,不同于对现实感知与想象的文学艺术,现代科学通过清理、揭露虚构的文学艺术来确立自身,而自身一旦确立与形成,虚构的文学艺术就很容易被冲击和消解掉。就现代技术而言,它和现代科学紧密相关,以现代科学为基础,是对现代科学的具体实践和应用。事实上,现代科学自身也内在地包含着技术的因素,它往往通过实验得以成立,包含着操作的过程：“事实上,科学方法包含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推理和实验或经验。”[11]“严格地说,科学实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根据精确的计划而设置的环境中并且借助与可能的结果相关的假设产生出确定的、可检测的和可分析的效应。”[12]与现代科学相比,现代技术更重视对外部世界的实践改造层面,试图通过实践的方式增强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把握,它更强调实用性、可操作性、可应用性、实效性,一切不能得到实践证实的东西、一切不能变成具体可操作的东西、一切无法在使用中取得实际功效的东西,都会被认为是虚构或者虚假的东西而遭到排斥或抛弃,从而丧失存在的价值。这就使缺乏这些特性的外部世界的神秘层面、不确定层面、模糊层面遭到普遍的摧毁。而作为人类感性和精神想象力产物的文学艺术,虚无缥缈,捉摸不定,变化无穷,脱离特定的实用目的和实际效用,无法付诸特定的实践操作来验证,因而往往被证明为无效的东西,从而丧失存在的价值,被轻易地破坏和清理掉。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现代技术的发展对古老的神话的严重破坏进行论述,他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13]而现代技术作为支配自然力最重要也最有力的工具,必然对古代文学艺术的前身——神话造成严重的伤害,使其由被认为是对外部世界真实把握的东西逐渐变成虚假的东西,正如阿多诺指出的：“在历史的时间长河中,一件艺术作品中曾是真实的东西,到后来会变成虚假的东西。”[14]而就它对古代文学艺术的破坏作用来说,也具有类似的性质。正如本雅明认为的,古典文学艺术作品的神秘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光晕”或者“韵味”,源自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不了解而产生的距离,而现代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更充分地对外部世界进行把握,相应地,艺术品也可以被无限复制并大规模展示,普通人可以随处见到并拥有它,从而拉近了人们与外部世界的距离,消除了与之紧密相关的神秘性,而以神秘性为基础的文艺作品的“光晕”或者“韵味”也随之消失,从而对虚构的文学艺术形成了致命的打击。总之,在理性主义传统中孕育而生的现代科技的初步发展,使外部世界被理性主义化、科学化、技术化了,甚至造成了对它的某种程度上的透视。相应地,这个世界曾经让人难以把握的、神秘的被“掩蔽的层面”以及由此而来的虚构的文学艺术,也都因此被充分揭示出来,变得更加确定、可靠和透明。这也是一个外部世界的去神秘化、“非神圣化”“对自然的仪器化”的过程,一个异质因素的数量化、同质化、可衡量化的过程,一个隐蔽的东西的显在化的过程。于是,外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被剥光了的宇宙”,从而削弱了“艺术话语中的虚构特点”,对虚构的文学艺术也形成了严重的冲击、排挤、清理和消解。三、高度发展的现代科技与文艺虚构的再次飞扬作为对外部世界发现、实践、改造的产物,现代科技的初步发展虽然使虚构的文学艺术遭到严重的破坏、冲击、清理和消解,但是现代科技并不能使外部世界的神秘性、超验性、不确定性、模糊性完全消失。不但不会如此,反而有可能使这些特性随着现代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而在新的层面上呈现出来,正如Fred Forest指出的：“神秘思维事实上为当代科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完满的框架。”[15]从而为以此为基础而产生的虚构的文学艺术的新发展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20世纪初以来,现代科技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相对论、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迷人夸克”“八重法”、耗散结构理论、非平衡过程物理学、不稳定系统动力学、混沌概念、不可逆性定律、非对称性等一系列新科学概念的提出,以及电影、电视、计算机、互联网、手机等高科技产物的产生和发展,使现代人逐步认识到,现代科技的新发展带给这个世界的,不仅仅是清晰性、确定性、可靠性、可证实性、可认知性的不断增强,它还可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的神秘性、超验性、不确定性、不可知性、模糊性、混沌性、相对性、偶然性等,麦克卢汉曾经“确认着追求绝对知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的力量”[16],詹姆逊也认为“新出现的技术”“作为一种能量储存的新的形式(长期储存)……以一种不同于神话的方式表明了这种新力量源泉的‘神秘’”[17]。这样,就使传统的现代科学所致力建构的外部世界普遍永恒的自然法则和井然有序的时空秩序成为不可能,反而有可能向与之相反的方向发展,正如吉登斯指出的：“一些曾经被认为能够将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确定和可预测的影响,包括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也常常具有完全相反的效果。”[18]现代科技发展中出现的这些新特性,实际上是外部世界自身特性的反映,它说明了外部世界某些层面自身存在的神秘性、不确定、模糊性等,它们不会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完全消失,反而有可能持续存在,成为这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尽管初步发展的现代科技曾经致力于消除外部世界的这些特性,以求实现这个世界的清晰透明,但是这个世界新的层面上的类似特性会不断涌现,虽然有可能不断减少,但是却不会完全消失,从而使现代科技的这种努力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现代科技的新发展对这个世界新特性的呈现,为作家和艺术家用文艺虚构的方式重新把握世界提供了新的可能,为文学艺术的新发展提供了崭新的空间。马尔库塞提出的倒转的“文明三阶段规律”实际上为现代科技与文艺虚构之间关系的辩证发展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认为,文明存在着三个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人类正处于其中的现代科技阶段、人类将进入的“新的形而上学阶段”[19]。具体来说,他认为现代科技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可能会损害形而上学,而它的进一步发展则可能产生建立在现代科技基础上的新的形而上学,进而可能为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新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他指出：“我曾提出倒转‘文明三阶段规律’并在对世界的科学和技术改造基础上‘重新确认’形而上学的观念。现在,同是这个概念,可以推广到科学技术同艺术的关系。艺术的合理性及其‘谋划’存在并确定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的能力,可以因而设想为由世界的科学技术改造来给予证明,并在那之中发挥作用。”[20]具体来说,现代科技的发展对虚构的文学艺术是一个“拒绝和补偿”同时进行的过程,它一方面拒绝和清除了过去古老的蒙昧的文学艺术形式,另一方面它的新的发展又在更高的层面为对外部世界的新感知、新想象、新虚构创造条件,从而创造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文学艺术形式。以神话这种文学艺术形式为例,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消除了旧神话,另一方面又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神话,正如南帆指出的：“神话的时代已经逝去,它离人们已经十分遥远。……科学击退了神话……然而,人们没有料到的是,现今的科学技术业已具有这种能力——它甚至能随心所欲地制造‘真实’。相对于原始初民的神话作品,科学技术毋宁说是一个超级的神话制造者……”[21]事实也确实如此,人类社会的神话曾经仅仅抽象地存在于人类的脑海和观念之中、口头话语或者语言文字之中,因为缺乏现代科技的手段,无法获得更为生动形象的呈现,而当今高科技的发展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新的科技手段,使远古时代抽象的神话前所未有地获得了更加感性的、生动形象的呈现,因此,正如Fred Forest指出的：“从长远观点看,正是机器,才使得我们回到了我们以往的那些伟大的神话中。”[22]不仅仅如此,利用新的高科技手段,还可以创造出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新神话,例如利用新的数字技术,可以在影视屏幕上创造出超凡的神话形象如“蜘蛛侠”“阿凡达”等等。这一过程事实上也是利用新的科技手段推动虚构的文学艺术获得新的发展的过程,例如摄影机等机械技术设备所拍摄的影视画面不仅实现了对现实的生动逼真再现,它还可以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再造一个生动形象的新现实,从而使影视画面所呈现的现实生活世界和人造的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限发生混淆,给人们带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感觉,使人似乎进入一个神话的世界,为人们自由地进行想象和虚构开辟了崭新的空间,推动了虚构的文学艺术获得新的发展。简而言之,现代科技对虚构的文学艺术具有破旧立新的作用,它破除了作家艺术家原有的以感知、想象等为基础的文艺虚构世界,而它带来的新的神秘性、不确定性、超验性、模糊性又可能使作家和艺术家产生新的感知、想象,形成新的文艺虚构世界,从而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总之,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外部世界经历了一个从神秘化到明晰化再到重新神秘化的循环过程。对作家和艺术家来说,外部世界的这种循环变化的特性决定了以感知、想象为基础的虚构的文学艺术是获得发展还是受到抑制。而就当下而言,现代科技的新发展带来的外部世界的重新神秘化显然对虚构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推动作用。因此,就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而言,两者既有矛盾、对立的一面,又有和谐、统一的一面,既有相互克服、相互抑制的一面,又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面,既有相互消解的一面,又有合力共建的一面。在这几组关系中,两者关系的和谐统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合力共建的一面应该是整体性的、长远性的、根本性的,因此两者关系也应该以积极的正向建构为主,特别是在当今的高科技社会条件下,就更应该如此。注释：[1] 阿海：《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史掠影》,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33页。[2]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页。[3]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页。[4] [美]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5] [美]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7页。[6] [美]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7页。[7]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智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页。[8]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页。[9]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智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08页。[10]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11] [法]让·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吕乃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7页。[12] [法]让·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吕乃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页。[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14] [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2页。[15] [法]马克·第亚尼：《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7页。[16]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加]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页。[17] [美]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2～123页。[18] 转引自金惠敏：《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8页。[19]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82、189页。[20]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21] 南帆：《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56页。[22] [法]马克·第亚尼：《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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