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文艺学界，现代化发展与文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过探讨，得出了各种各样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其中一些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法兰克福学派影响较深的学者在整体上、根本上对现代化发展持质疑、否定和批判态度，认为包括现代货币、商品、机器、产业、资本、科技等在内的现代化成果对文学艺术的作用在总体上是消极的，它们的发展从根本上阻碍、破坏和抑制文学艺术的发展。那么是不是这样？从马克思的视域出发，也许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这一问题，从而得出关于它的正确结论。 有鉴于这一问题太过庞大和复杂，并且现代货币、商品、机器、产业、资本、科技等现代化成果各自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是同一系列、层面或类型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马克思“物”的理论视野中，探讨这些现代化成果的抽象形式——“物”与人的关系。然后以此为哲学依据，选取“物”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现代科技（它可以说是现代化成果的典型代表和主要象征）为例，具体探讨它与作为“人学”的文学艺术的关系。从哲学上把物与人的关系弄清楚了，现代科技与文艺的关系也就具有了深厚的哲学基础，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就更为可信。进而也可以为学界探讨现代化发展与文艺的关系提供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典型范例。 有关物与人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都有深刻的论述。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比较集中地探讨了物（这里往往指物质财富）的发展与人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当然在他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晚期的《资本论》中，对这一问题也时有论及。马克思在探讨物与人的关系时，往往首先将物的发展与社会整体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而才与人自身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物的发展首先引起社会的发展甚至社会形态的更替，进而才带来人自身的发展。具体来说，各种物的表现形式如货币、商品、奢侈品、资本等，在历史上都曾经是进步的力量，它们推动了古代社会的解体以及现代社会的形成，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 107-108）。 在物的发展与社会整体的发展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物与人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其总体趋势是，人自身随着物的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具体来说，第一个阶段是人依附于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人依附于人的高度不自由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生产能力低下，物质财富匮乏，人自身的发展也极为有限，缺乏独立性和个性；第二个阶段是在第一个阶段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人逐渐从对物以及他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对物以及人际关系的充分利用，使自身获得相对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在这个阶段，人的生产能力获得较大的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发展了自己的需求、社会交往能力，构建了比较全面的社会关系，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物与人关系的第三个阶段的到来创造了条件；在物与人关系的第三个阶段，社会的物质生产获得了全面而充分的发展，并且随着社会交往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物质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创造出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包括人的各种能力、独立性、个性等在内的人自身获得了充分而全面的发展（107-108）。 那么具体来说，物的发展是如何推动人自身的发展的呢？以此为基础，作为物的具体表现形式的科技又是如何促进作家艺术家这类人的发展的呢？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技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能力 马克思总是将物的发展与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随着物的发展，人的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能力也将得到发展，这是人自身发展的重要表现。具体来说，物的发展是在人的物质生产劳动过程中劳动能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实现的，而它的发展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人的劳动的发展，而人的劳动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人自身也在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物以及物质财富的发展水平、生产物质财富的方式决定着一定历史条件下个人的发展——他们的“生产力”“品质”以及“社会联系等”的发展，如果前者是落后的、狭隘的，那么后者也必然是落后的、狭隘的，反之亦然（540）。以货币为例，它的发展就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推动了人们“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精神的丰富和完善。再以资本为例，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推动了“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新机器的发明和推广，推动了劳动生产力以及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旧的生产方式的解体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物质财富的增长、社会形态的变革、劳动者的解放与发展。 物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意味着“人类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意味着个人的高度发展，因为物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使用价值的量”，又提供了丰富的“使用价值的多样性”，有利于“生产者的人的高度发展”，也有利于“他的生产能力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 卷 56）。这也必然推动“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和个人意识的极大丰富（539-540）。 相应地，科技作为物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必然推动作家艺术家这类人的文艺创作能力的发展。具体来说，首先，科技的发展推动了物质生产以及社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分工的出现，使作家艺术家逐渐从其他生产领域中独立出来，得以专门从事文艺创作；科技的发展还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丰富以及商品经济的繁荣，使作家艺术家越来越能够摆脱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外在羁绊，从而获得更大的精神自由度，去自由地感知、想象和虚构，实现自身文艺创作能力的长足发展。 其次，科技的发展还推动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技术、手段、技巧、方法等的改进和革新，进而推动了他们文艺创作能力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往往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技术、手段、技巧、方法，当然也不排除一些进步的作家艺术家自觉地从科技的新发展中汲取营养，去革新自己的创作技术、手段、技巧、方法，甚至直接将科技的发展成果运用到自己的文艺创作中去，使它实现新的突破，这样的例子在中外文艺发展史上不胜枚举。例如蒙太奇技术就曾经被一些作家自觉地加以运用，用来革新自己的创作手法，从而使自己的作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再次，科技的发展还推动了作家艺术家谋篇布局能力的提升。具体来说，科技的发展往往给作家艺术家带来新的启发、思路甚至思维方式，使他们形成新的谋篇布局能力，其具体体现就是新的文艺形式和体裁的产生，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必须从一个……广阔的视野出发，来借助我们今天形势下的技术条件重新思考有关文学形式或体裁种类的观念，以便找到构成当前文学活力切入点的表达形式”（本雅明 20）。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科幻小说以及当下的影视文艺、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文艺形式，都是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出现的。 最后，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全面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带给了作家艺术家新的生活、体验、感受、情感、思考、感悟，使他们具有了新的思想深度和创作能力。其具体表现是对新的题材、主题、思想以及精神内涵的选择，从而推动了他们文艺创作的发展。例如中国当代作家刘震云的《手机》、美国华裔作家陈谦的《无穷镜》等小说就以新的科技产物手机、互联网、镜像技术等为题材，表现了它们的发展和存在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情感、伦理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突出了人与科技相互依存而又矛盾对立的主题，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这正是作家艺术家新的文艺创作能力形成的体现。 二、科技与作家艺术家的需求和才能 物的发展使人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而需求的满足又会产生新的需求，从而使需求不断发展。而人的需求的发展往往又会推动人的才能的发展，从而使人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在现代社会，生产商品或剩余价值成了生产的目的，这推动了人对自然力的支配以及古代世界“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推动了普遍交换的发展，进而推动了人的生产力、需求、享用等的普遍发展，推动了“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以及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它虽然也可能给人带来“完全的空虚化”“全面的异化”，但是相对于古代社会来说，这样的发展仍然是巨大的历史进步（479-480）。具体就物质生产、物质财富的发展对人的消费、需求和才能的发展的推动而言，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人自身生产能力的发展，人的需求和消费能力也随之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这也就意味着个人才能的发展以及人自身的发展，而与之反向而行的禁欲主义则十分不利于人自身的发展（107）。 相应地，科技作为物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必然推动作家艺术家这类人的审美需求和艺术才能的发展。具体来说，科技的发展、工业的进步对社会环境的改变，可以进一步改变作家艺术家的审美需求。如新的工业化、科技化社会环境的形成可以使作家艺术家在传统农业社会环境中孕育而生的审美兴趣和审美需求减弱，如描写和歌颂旧时农村田园风光和破败景象的旧体诗逐渐不受读者的欢迎，读者观众这种审美兴趣和审美需求的新变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艺术家的审美兴趣和审美需求，使他们在新的工业化、科技化社会环境中产生了与读者观众相似的审美兴趣和审美需求。 在这种新的工业化、科技化社会环境中，作家艺术家还会发展出新的文艺才能。随着他们与科技相关的新的审美兴趣和审美需求的形成，他们还会进一步形成新的科技素养、科技人格，形成新的文艺创作才能，例如对工业和科技的感知更加敏锐、体验更加深刻，有关科技的想象和虚构更加丰富，营造科技意象的能力更加突出，在文艺创作中渗透科技元素的意识更加自觉，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促进了他们文艺创作的转变和现代转型，使他们得以创作出富于科技光辉的文艺作品。中国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近年来相继获得科幻界的诺贝尔奖——雨果奖，就是中国作家在新的工业化、科技化社会环境中新的文艺才能显著增长的有力证明。 三、科技与作家艺术家的诸种关系 物的发展打破了人与人之间各种旧有关系的简单性、地方性、封闭性，推动他们之间的关系走向普遍的联系，变得更加全面、丰富、完整，进而在这样的关系中实现人自身的发展。马克思是个历史进步论者，他批判了历史退步论者“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的“浪漫主义观点”，认为原始时代的人们“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但是，这种关系仍然是一种落后关系（112）。古代世界虽然始终把人作为生产的目的，但是这种目的是“闭锁的”、受到“限制的”、“稚气的”，因而它提供给人的满足也是片面的、有限的。 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生产力的发展冲击了地方性的“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造成了“封建社会形式解体”，使“单个的人”“摆脱了自然联系”，不再“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22、25）。也即是说，这种发展实现了新的“物的联系”，推动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由以前的“自然血统”“统治从属关系”发展到了“互相独立和毫不相干”的新阶段，虽然它仍然建立在“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有很大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发展，但这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111-112）。并且，现代社会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人的生产能力和交换能力也不断增强，进而推动人们的人际关系和各方面能力不断发展，“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进而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张扬，造就了“全面发展的个人”（112）。 以资本为例，资本推动了生产力和一般财富的普遍发展，以此为基础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市场、普遍联系、普遍交往的发展，使个人摆脱了生产领域内有限的地域性存在，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普遍联系中的个人存在，从而使其多方面的生产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 169）。正是这种生产领域中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联系，带来了人们社会联系的普遍性，带来了“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使个人具有了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进而为消灭和克服资本的限制创造了条件（541）。正如王能东指出的：“交往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条件，而且直接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人是在交往中发展的，交往的范围和程度直接制约着人和社会发展水平”（王能东，《技术生存论》 104）。 相应地，科技作为物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必然推动作家艺术家之间、作家艺术家与读者观众之间以及作家艺术家与整个社会之间关系的发展。具体来说，首先，科技改变了作家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得以更加便捷高效地相互交流、沟通、借鉴、学习甚至竞争，这有利于他们相互启迪、相互激发、取长补短，进而创作出高质量的文艺作品，正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说：“新的工具或是经过改造了的传统工具，开创了艺术家之间的新的合作的希望”（伊格尔顿 73-74）。例如现代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世界范围内消费市场的形成与民族交往的强化，这严重地削弱了国家范围内封闭的民族工业以及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具有全球视野、为世界共同分享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及文学形态如“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 35）。再如，当下不断发展和更新的各种通讯工具如手机、电脑、互联网等，使全世界作家艺术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沟通变得更加轻松，马克思提出的“世界文学”时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如此之近。 其次，科技改变了作家艺术家和读者观众之间的关系，增强了读者观众在艺术接受中的主动性。在这样的依靠现代技术而产生的“人人都上互联网”“人人都有微博、微信”社会潮流中，读者观众能够更加便捷、顺畅、高效地把自己的阅读感受、意见甚至批评轻易地表达出来，反馈给作家艺术家，使他们能够根据这些反馈意见改进自己的文艺创作，提高作品的质量，从而更好地满足读者观众的需要。不仅如此，这些新的技术甚至为读者观众提供机会，使他们得以在网络上、微博上、手机上自由地练笔、发表，顺畅地接受他人的反馈意见，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创作。这种现象在网络世界的文艺园地里越来越普遍，在网络上成名的网络作家也越来越多。这一切有力地证明了本雅明的观点：借助于特定的以技术为基础的艺术生产机器，“能引导……消费者走向生产，简言之，能够使读者或观众成为参与者”（本雅明 25-26）。 再次，科技改变了作家艺术家和整个社会的关系，推动了整个社会审美能力的发展、生命理想的孕育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从整体上推动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总之，正是在科技的作用下，作家艺术家、读者观众、整个社会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断走向丰富和发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作家艺术家自身的成长与文艺创作的发展。 四、科技与作家艺术家的自由支配时间 物的发展可以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时间内摆脱劳动的压迫和奴役，获得自由支配时间。马克思认为，在“劳动时间”里可以创造财富，以此为基础可以使人们获得生产劳动之外的自由支配时间。用这些时间既可以享受产品，也可以自由活动，从而发展和完善自身，因此，它对人自身的成长不可或缺。 为资本家、工人甚至整体社会成员“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资本的主要使命”（619）。这一使命的完成有利于人类整体的发展。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通过占有资本，获得 “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为自己生产物质财富，从而率先拥有自由支配时间，为自身更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次，更重要的是，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总是想方设法利用“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来实现，而尽量减少对工人的“活劳动”的使用，尽力缩减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有利于他们的解放与发展（104-105）。再次，在资本家追求不依靠劳动者而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无意中“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过去为少数人享有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开始为更多的普通劳动者所享有，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发展，“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103）。 相应地，科技作为物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必然推动作家艺术家获得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从而有利于他们自身的成长与文艺创作能力的发展。具体来说，科技的发展在总体上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使劳动者得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这就极大地降低了作家艺术家的生活成本，使他们为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须的时间大幅缩短，从而有利于他们获得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用于提高自身的文艺素养和文艺创作能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 197）。 就文艺创作过程来说，对科技手段的运用还节省了作家艺术家的劳动和时间成本，从而有利于他们文艺创作的发展。例如借助于虚拟现实技术能够“给人一种在模拟环境 （一种虚拟世界）中精神意识上沉浸或者在场的感觉”（Sherman 13），或者借助“物联网”、“云端”技术实现对外部世界和生活的远程感知、体验和想象，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节省了作家艺术家到生活现场去体验生活的经济、劳动和时间成本；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实现对创作素材的快速收集、整理和处理，使繁杂琐碎的“处理文字、文稿不再成为羁绊创作者的超级苦差事”（吴圣刚 195）；用电脑打字代替手工写作，提高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效率，“解放和发展了文学的生产力”，缩短了“文学生产的周期”（196），正如吴圣刚所说：“电脑写作省略了笔画线条在人的手中变为字词句的过程, 通过敲打键盘由电脑直接输出字、词， 甚至词组、短句，较之以往的写作实践大为便利，改变了写作时字斟句酌的节奏， 牵动创作者的思维相应提速”（195）；依托于“脑机接口技术”的意念打字则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总之，这些科技手段的运用大大节省了作家艺术家用于做低效的重复性、机械性劳动的时间，使他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这一文艺创作的核心环节上来，甚至可以使他们在完成基本的创作任务之外，拥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利用这些时间，他们可以深入学习文学艺术知识，深化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提高自身的文艺素养，提升自身的审美境界；利用这些时间，他们也可以更加自由、从容地探索、实验、改进自己的创作技巧和方法，更新自己的创作理念，培养自己的审美兴趣和爱好，孕育自己的审美理想，最终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文艺创作能力。 总之，物的发展从总体上、长远上、根本上推动了人的发展，这是物作用于人的主要方面。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发展造成抑制、阻碍和破坏，如它可能造成阶级鸿沟的扩大，它也可能导致人的被操控、奴役、物化、异化以及发展的停滞……。但是与前一个方面相比，这不是主要的，这也不是物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分配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完全可以在物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中、在对这些外部制约因素的根本变革中得到克服。以此为基础，科技与作家艺术家这一类人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一方面，科技与作家艺术家之间也具有根本的一致性，科技的发展在总体上、长远上、根本上有利于作家艺术家及其文艺创作、文艺创作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两者之间的关系又非常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科技的发展可能使作家艺术家及其文艺创作、文艺创作能力受到伤害和冲击，甚至产生危机，这些问题需要在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解决和克服。 瓦尔特·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院的讲话》。王炳钧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Benjamin, Walter.The Author as Producer: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Fascism, Paris, on 27 April 1934.Trans.Wang Bingjun.Kaifeng:Henan UP, 2014.]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Eagleton, Terry.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Trans.Wen Bao.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Marx and Engels.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vol.30).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Marx and Engels Anthology(vol.8).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Marx and Engels Anthology(vol.2).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vol.1).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vol.35).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Sherman, William R.and Alan B.Craig.Understanding Virtual Reality, Interface, Application, and Design.San Francisco: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Inc, 2002. 吴圣刚：读图时代文学理论的变革。《宁夏社会科学》6（2008）：196-200。 [Wu, Shenggang.“The Innov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in An Era of Reading Pictures.”Social Sciences in Ningxia6 (2008):196-200.] 在当今中国文艺学界，现代化发展与文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过探讨，得出了各种各样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其中一些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法兰克福学派影响较深的学者在整体上、根本上对现代化发展持质疑、否定和批判态度，认为包括现代货币、商品、机器、产业、资本、科技等在内的现代化成果对文学艺术的作用在总体上是消极的，它们的发展从根本上阻碍、破坏和抑制文学艺术的发展。那么是不是这样？从马克思的视域出发，也许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这一问题，从而得出关于它的正确结论。有鉴于这一问题太过庞大和复杂，并且现代货币、商品、机器、产业、资本、科技等现代化成果各自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是同一系列、层面或类型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马克思“物”的理论视野中，探讨这些现代化成果的抽象形式——“物”与人的关系。然后以此为哲学依据，选取“物”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现代科技（它可以说是现代化成果的典型代表和主要象征）为例，具体探讨它与作为“人学”的文学艺术的关系。从哲学上把物与人的关系弄清楚了，现代科技与文艺的关系也就具有了深厚的哲学基础，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就更为可信。进而也可以为学界探讨现代化发展与文艺的关系提供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典型范例。有关物与人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都有深刻的论述。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比较集中地探讨了物（这里往往指物质财富）的发展与人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当然在他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晚期的《资本论》中，对这一问题也时有论及。马克思在探讨物与人的关系时，往往首先将物的发展与社会整体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而才与人自身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物的发展首先引起社会的发展甚至社会形态的更替，进而才带来人自身的发展。具体来说，各种物的表现形式如货币、商品、奢侈品、资本等，在历史上都曾经是进步的力量，它们推动了古代社会的解体以及现代社会的形成，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 107-108）。在物的发展与社会整体的发展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物与人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其总体趋势是，人自身随着物的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具体来说，第一个阶段是人依附于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人依附于人的高度不自由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生产能力低下，物质财富匮乏，人自身的发展也极为有限，缺乏独立性和个性；第二个阶段是在第一个阶段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人逐渐从对物以及他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对物以及人际关系的充分利用，使自身获得相对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在这个阶段，人的生产能力获得较大的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发展了自己的需求、社会交往能力，构建了比较全面的社会关系，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物与人关系的第三个阶段的到来创造了条件；在物与人关系的第三个阶段，社会的物质生产获得了全面而充分的发展，并且随着社会交往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物质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创造出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包括人的各种能力、独立性、个性等在内的人自身获得了充分而全面的发展（107-108）。那么具体来说，物的发展是如何推动人自身的发展的呢？以此为基础，作为物的具体表现形式的科技又是如何促进作家艺术家这类人的发展的呢？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科技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能力马克思总是将物的发展与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随着物的发展，人的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能力也将得到发展，这是人自身发展的重要表现。具体来说，物的发展是在人的物质生产劳动过程中劳动能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实现的，而它的发展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人的劳动的发展，而人的劳动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人自身也在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物以及物质财富的发展水平、生产物质财富的方式决定着一定历史条件下个人的发展——他们的“生产力”“品质”以及“社会联系等”的发展，如果前者是落后的、狭隘的，那么后者也必然是落后的、狭隘的，反之亦然（540）。以货币为例，它的发展就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推动了人们“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精神的丰富和完善。再以资本为例，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推动了“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新机器的发明和推广，推动了劳动生产力以及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旧的生产方式的解体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物质财富的增长、社会形态的变革、劳动者的解放与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意味着“人类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意味着个人的高度发展，因为物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使用价值的量”，又提供了丰富的“使用价值的多样性”，有利于“生产者的人的高度发展”，也有利于“他的生产能力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 卷 56）。这也必然推动“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和个人意识的极大丰富（539-540）。相应地，科技作为物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必然推动作家艺术家这类人的文艺创作能力的发展。具体来说，首先，科技的发展推动了物质生产以及社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分工的出现，使作家艺术家逐渐从其他生产领域中独立出来，得以专门从事文艺创作；科技的发展还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丰富以及商品经济的繁荣，使作家艺术家越来越能够摆脱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外在羁绊，从而获得更大的精神自由度，去自由地感知、想象和虚构，实现自身文艺创作能力的长足发展。其次，科技的发展还推动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技术、手段、技巧、方法等的改进和革新，进而推动了他们文艺创作能力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往往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技术、手段、技巧、方法，当然也不排除一些进步的作家艺术家自觉地从科技的新发展中汲取营养，去革新自己的创作技术、手段、技巧、方法，甚至直接将科技的发展成果运用到自己的文艺创作中去，使它实现新的突破，这样的例子在中外文艺发展史上不胜枚举。例如蒙太奇技术就曾经被一些作家自觉地加以运用，用来革新自己的创作手法，从而使自己的作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再次，科技的发展还推动了作家艺术家谋篇布局能力的提升。具体来说，科技的发展往往给作家艺术家带来新的启发、思路甚至思维方式，使他们形成新的谋篇布局能力，其具体体现就是新的文艺形式和体裁的产生，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必须从一个……广阔的视野出发，来借助我们今天形势下的技术条件重新思考有关文学形式或体裁种类的观念，以便找到构成当前文学活力切入点的表达形式”（本雅明 20）。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科幻小说以及当下的影视文艺、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文艺形式，都是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出现的。最后，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全面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带给了作家艺术家新的生活、体验、感受、情感、思考、感悟，使他们具有了新的思想深度和创作能力。其具体表现是对新的题材、主题、思想以及精神内涵的选择，从而推动了他们文艺创作的发展。例如中国当代作家刘震云的《手机》、美国华裔作家陈谦的《无穷镜》等小说就以新的科技产物手机、互联网、镜像技术等为题材，表现了它们的发展和存在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情感、伦理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突出了人与科技相互依存而又矛盾对立的主题，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这正是作家艺术家新的文艺创作能力形成的体现。二、科技与作家艺术家的需求和才能物的发展使人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而需求的满足又会产生新的需求，从而使需求不断发展。而人的需求的发展往往又会推动人的才能的发展，从而使人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在现代社会，生产商品或剩余价值成了生产的目的，这推动了人对自然力的支配以及古代世界“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推动了普遍交换的发展，进而推动了人的生产力、需求、享用等的普遍发展，推动了“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以及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它虽然也可能给人带来“完全的空虚化”“全面的异化”，但是相对于古代社会来说，这样的发展仍然是巨大的历史进步（479-480）。具体就物质生产、物质财富的发展对人的消费、需求和才能的发展的推动而言，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人自身生产能力的发展，人的需求和消费能力也随之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这也就意味着个人才能的发展以及人自身的发展，而与之反向而行的禁欲主义则十分不利于人自身的发展（107）。相应地，科技作为物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必然推动作家艺术家这类人的审美需求和艺术才能的发展。具体来说，科技的发展、工业的进步对社会环境的改变，可以进一步改变作家艺术家的审美需求。如新的工业化、科技化社会环境的形成可以使作家艺术家在传统农业社会环境中孕育而生的审美兴趣和审美需求减弱，如描写和歌颂旧时农村田园风光和破败景象的旧体诗逐渐不受读者的欢迎，读者观众这种审美兴趣和审美需求的新变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艺术家的审美兴趣和审美需求，使他们在新的工业化、科技化社会环境中产生了与读者观众相似的审美兴趣和审美需求。在这种新的工业化、科技化社会环境中，作家艺术家还会发展出新的文艺才能。随着他们与科技相关的新的审美兴趣和审美需求的形成，他们还会进一步形成新的科技素养、科技人格，形成新的文艺创作才能，例如对工业和科技的感知更加敏锐、体验更加深刻，有关科技的想象和虚构更加丰富，营造科技意象的能力更加突出，在文艺创作中渗透科技元素的意识更加自觉，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促进了他们文艺创作的转变和现代转型，使他们得以创作出富于科技光辉的文艺作品。中国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近年来相继获得科幻界的诺贝尔奖——雨果奖，就是中国作家在新的工业化、科技化社会环境中新的文艺才能显著增长的有力证明。三、科技与作家艺术家的诸种关系物的发展打破了人与人之间各种旧有关系的简单性、地方性、封闭性，推动他们之间的关系走向普遍的联系，变得更加全面、丰富、完整，进而在这样的关系中实现人自身的发展。马克思是个历史进步论者，他批判了历史退步论者“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的“浪漫主义观点”，认为原始时代的人们“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但是，这种关系仍然是一种落后关系（112）。古代世界虽然始终把人作为生产的目的，但是这种目的是“闭锁的”、受到“限制的”、“稚气的”，因而它提供给人的满足也是片面的、有限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生产力的发展冲击了地方性的“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造成了“封建社会形式解体”，使“单个的人”“摆脱了自然联系”，不再“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22、25）。也即是说，这种发展实现了新的“物的联系”，推动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由以前的“自然血统”“统治从属关系”发展到了“互相独立和毫不相干”的新阶段，虽然它仍然建立在“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有很大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发展，但这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111-112）。并且，现代社会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人的生产能力和交换能力也不断增强，进而推动人们的人际关系和各方面能力不断发展，“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进而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张扬，造就了“全面发展的个人”（112）。以资本为例，资本推动了生产力和一般财富的普遍发展，以此为基础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市场、普遍联系、普遍交往的发展，使个人摆脱了生产领域内有限的地域性存在，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普遍联系中的个人存在，从而使其多方面的生产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 169）。正是这种生产领域中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联系，带来了人们社会联系的普遍性，带来了“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使个人具有了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进而为消灭和克服资本的限制创造了条件（541）。正如王能东指出的：“交往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条件，而且直接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人是在交往中发展的，交往的范围和程度直接制约着人和社会发展水平”（王能东，《技术生存论》 104）。相应地，科技作为物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必然推动作家艺术家之间、作家艺术家与读者观众之间以及作家艺术家与整个社会之间关系的发展。具体来说，首先，科技改变了作家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得以更加便捷高效地相互交流、沟通、借鉴、学习甚至竞争，这有利于他们相互启迪、相互激发、取长补短，进而创作出高质量的文艺作品，正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说：“新的工具或是经过改造了的传统工具，开创了艺术家之间的新的合作的希望”（伊格尔顿 73-74）。例如现代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世界范围内消费市场的形成与民族交往的强化，这严重地削弱了国家范围内封闭的民族工业以及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具有全球视野、为世界共同分享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及文学形态如“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 35）。再如，当下不断发展和更新的各种通讯工具如手机、电脑、互联网等，使全世界作家艺术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沟通变得更加轻松，马克思提出的“世界文学”时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如此之近。其次，科技改变了作家艺术家和读者观众之间的关系，增强了读者观众在艺术接受中的主动性。在这样的依靠现代技术而产生的“人人都上互联网”“人人都有微博、微信”社会潮流中，读者观众能够更加便捷、顺畅、高效地把自己的阅读感受、意见甚至批评轻易地表达出来，反馈给作家艺术家，使他们能够根据这些反馈意见改进自己的文艺创作，提高作品的质量，从而更好地满足读者观众的需要。不仅如此，这些新的技术甚至为读者观众提供机会，使他们得以在网络上、微博上、手机上自由地练笔、发表，顺畅地接受他人的反馈意见，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创作。这种现象在网络世界的文艺园地里越来越普遍，在网络上成名的网络作家也越来越多。这一切有力地证明了本雅明的观点：借助于特定的以技术为基础的艺术生产机器，“能引导……消费者走向生产，简言之，能够使读者或观众成为参与者”（本雅明 25-26）。再次，科技改变了作家艺术家和整个社会的关系，推动了整个社会审美能力的发展、生命理想的孕育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从整体上推动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总之，正是在科技的作用下，作家艺术家、读者观众、整个社会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断走向丰富和发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作家艺术家自身的成长与文艺创作的发展。四、科技与作家艺术家的自由支配时间物的发展可以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时间内摆脱劳动的压迫和奴役，获得自由支配时间。马克思认为，在“劳动时间”里可以创造财富，以此为基础可以使人们获得生产劳动之外的自由支配时间。用这些时间既可以享受产品，也可以自由活动，从而发展和完善自身，因此，它对人自身的成长不可或缺。为资本家、工人甚至整体社会成员“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资本的主要使命”（619）。这一使命的完成有利于人类整体的发展。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通过占有资本，获得 “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为自己生产物质财富，从而率先拥有自由支配时间，为自身更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次，更重要的是，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总是想方设法利用“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来实现，而尽量减少对工人的“活劳动”的使用，尽力缩减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有利于他们的解放与发展（104-105）。再次，在资本家追求不依靠劳动者而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无意中“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过去为少数人享有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开始为更多的普通劳动者所享有，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发展，“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103）。相应地，科技作为物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必然推动作家艺术家获得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从而有利于他们自身的成长与文艺创作能力的发展。具体来说，科技的发展在总体上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使劳动者得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这就极大地降低了作家艺术家的生活成本，使他们为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须的时间大幅缩短，从而有利于他们获得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用于提高自身的文艺素养和文艺创作能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 197）。就文艺创作过程来说，对科技手段的运用还节省了作家艺术家的劳动和时间成本，从而有利于他们文艺创作的发展。例如借助于虚拟现实技术能够“给人一种在模拟环境 （一种虚拟世界）中精神意识上沉浸或者在场的感觉”（Sherman 13），或者借助“物联网”、“云端”技术实现对外部世界和生活的远程感知、体验和想象，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节省了作家艺术家到生活现场去体验生活的经济、劳动和时间成本；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实现对创作素材的快速收集、整理和处理，使繁杂琐碎的“处理文字、文稿不再成为羁绊创作者的超级苦差事”（吴圣刚 195）；用电脑打字代替手工写作，提高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效率，“解放和发展了文学的生产力”，缩短了“文学生产的周期”（196），正如吴圣刚所说：“电脑写作省略了笔画线条在人的手中变为字词句的过程, 通过敲打键盘由电脑直接输出字、词， 甚至词组、短句，较之以往的写作实践大为便利，改变了写作时字斟句酌的节奏， 牵动创作者的思维相应提速”（195）；依托于“脑机接口技术”的意念打字则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总之，这些科技手段的运用大大节省了作家艺术家用于做低效的重复性、机械性劳动的时间，使他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这一文艺创作的核心环节上来，甚至可以使他们在完成基本的创作任务之外，拥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利用这些时间，他们可以深入学习文学艺术知识，深化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提高自身的文艺素养，提升自身的审美境界；利用这些时间，他们也可以更加自由、从容地探索、实验、改进自己的创作技巧和方法，更新自己的创作理念，培养自己的审美兴趣和爱好，孕育自己的审美理想，最终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文艺创作能力。总之，物的发展从总体上、长远上、根本上推动了人的发展，这是物作用于人的主要方面。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发展造成抑制、阻碍和破坏，如它可能造成阶级鸿沟的扩大，它也可能导致人的被操控、奴役、物化、异化以及发展的停滞……。但是与前一个方面相比，这不是主要的，这也不是物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分配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完全可以在物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中、在对这些外部制约因素的根本变革中得到克服。以此为基础，科技与作家艺术家这一类人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一方面，科技与作家艺术家之间也具有根本的一致性，科技的发展在总体上、长远上、根本上有利于作家艺术家及其文艺创作、文艺创作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两者之间的关系又非常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科技的发展可能使作家艺术家及其文艺创作、文艺创作能力受到伤害和冲击，甚至产生危机，这些问题需要在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解决和克服。引用文献【Works Cited】瓦尔特·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院的讲话》。王炳钧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Benjamin, Walter.The Author as Producer: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Fascism, Paris, on 27 April 1934.Trans.Wang Bingjun.Kaifeng:Henan UP, 2014.]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Eagleton, Terry.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Trans.Wen Bao.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Marx and Engels.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vol.30).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Marx and Engels Anthology(vol.8).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Marx and Engels Anthology(vol.2).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vol.1).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vol.35).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Sherman, William R.and Alan B.Craig.Understanding Virtual Reality, Interface, Application, and Design.San Francisco: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Inc, 2002.吴圣刚：读图时代文学理论的变革。《宁夏社会科学》6（2008）：196-200。[Wu, Shenggang.“The Innov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in An Era of Reading Pictures.”Social Sciences in Ningxia6 (2008):196-200.]

文章来源：茶叶科学技术 网址: http://cykxjs.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65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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