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1929 -2011),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其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新颖的创作手法而著称。 在其创作生涯中,她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德国文学奖项,并多次提名诺 贝尔 文 学奖。 小说《核 事 故》 (St?rfall -Nachrichten eines Tages)成书于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发生后的短短数月之内,描述的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不久后极平常的一天,没有完整的内容和情节,全文由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在这一天的经历和思考串联起来。 日记式的叙述风格,“形似内心独白,实为作家与读者进行思想感情交流,共同探讨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1]这一天,叙述者和往常一样忙于各种生活琐事,而她的物理学家弟弟正接受一场脑瘤切除手术,同时上周末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的消息也传到了这个位于德国北部梅克伦堡州的村庄。 家庭事件和社会事件的偶然重合使原本生活于和平气氛中的她焦虑又震惊,一方面担心弟弟的手术结果,另一方面又迫使自己思考人类面临的危险和未来。 通过叙述者对这两件在空间上毫无关联的事件的思考,小说探讨了科学对人类的影响这一主题：科学能否为人类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 科学之于人类,究竟是威胁还是援助,是诅咒还是祝福? 科学技术作为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因素,历来为生态批评领域所关注。 本文将从生态批评视角对《核事故》进行解读,挖掘小说中蕴含的生态思想。 一、生态批评概述 生态批评研究的是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它的产生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为背景,最早可追溯到18、19 世纪之交的西方浪漫主义学派对现代科技的第一次绿色批判;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西方文化界掀起了对科技的批判浪潮;20 世纪以来,疯狂的科学暴力更是给自然和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正是在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威逼下,伴随着以生态学为基础的绿色生态思潮的不断向前推进,20世纪70 年代,生态批评理论在西方应运而生,并在90 年代之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生态批评理论认为,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导的现代西方科学技术。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和自然的二元对立,以人的利益为主体,将自然视为他者进行统治和掠夺,而科学技术为这一过程提供了理想的工具。 同时,科学技术的无度发展与滥用还引发了严重的人文和社会危机,导致了人、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从而使世界整体败落。 因此,生态批评希望通过提高人的生态意识、培养人的生态情感、唤醒沉睡的人类良知等手段,达到绿化、重构人类文化的目的,从而使人类走出日益严峻的环境困局。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生态批评将现代科学技术作为重要的批判对象,但是它并非一味拒斥技术,而是倡导技术与智慧的结合,避免对技术的误用和滥用。[2] 二、小说《核事故》中的生态思想 (一)对技术滥用的批判 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克里斯塔·沃尔夫并未着浓重笔墨描写核反应堆周边的自然环境及人们的生存状况。 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脑海中经常不经意地闪现各种与自然主题相关的传统诗歌、民歌片段。 正是通过这种互文性,叙述者怀念那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年代,通过反讽的手段来映射当前遭受核污染的自然环境,或者引发人们对过去核试验严重后果的回忆。 当叙述者在花园劳作时,她无意中发现一片四叶草,这样的惊喜令她立刻想到歌德著名诗作《五月之歌》的开篇之句：“自然多明媚,向我照耀!(Wie herrlich leuchtet mir die Natur!)”[3]当她仰望蓝天时,映入脑海的是布莱希特《海盗之歌》中的诗句：“噢,天空! 闪闪发光的蔚蓝! (O Himmel,strahlender Azur!)”[3]在 德 语 中, “leuchten” 和“strahlen”这两个单词都有“照耀”“照射”之意。在核爆炸事故刚发生不久、大气中的核辐射物质不断从基辅上空向西扩散的背景下,这两句本是诗人热情歌颂大自然的优美诗句此时变成了一种双关语,蒙上了讽刺的色彩。 另外,“云”的意象作为自然的象征也多次在小说中出现。 例如小说引用了布莱希特《回忆玛丽·安》中的五行诗句：“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它很白,很高,离我们很远/然后我抬起头,发现它不见了”,[3-4]“然而那朵云只出现了几分钟/当我抬头, 它已不知去向”。[3-4]这是一首回忆爱人的诗歌,消失的白云象征在诗人脑海中逐渐消逝的爱人的脸庞。 在诗人写作的那个年代,白云还是“由纯净的水蒸气凝结而成的”,[3]所以在叙述者眼中它象征着未被污染的纯净的大自然。 然而,它就如诗人往日的恋人一般,当抬头再去看时,早已消失不见。 核爆炸事故之后的云朵已不再纯洁,它只会引起人们关于大量有毒辐射物质聚集的联想,此时任是哪位诗人也失去了再去歌颂它的勇气。 此外,小说还引用了斯蒂芬·赫姆林一首诗的标题“鸟类和试验”。[3]此诗描绘的是20 世纪50年代美国在太平洋发起的氢弹试验迫使候鸟改变传统飞行路径的事实。 实际上,不止候鸟,试验区周边两个岛屿上的日本渔民也因受到了强烈的核辐射而不得不撤离,另有大量的鱼类受到辐射污染。 在小说中,叙述者借候鸟比喻居住在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附近的30 几万居民,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的家园被毁坏殆尽,只能背井离乡寻求生路。 众所周知,核灾难的影响范围之广、后果之严重是其他任何灾害都无法比拟的。 首先,核辐射会使动植物产生变异,引发疾病或死亡;而且母体的基因变异因为遗传作用将导致有缺陷的后代。 其次,核污染会使土地和水源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破坏是持久的,想要完全消除它,需要几代人甚至上千年的时间。 克里斯塔·沃尔夫没有正面描写这些危害,而是通过引用经典文本的方式向人们,尤其是核科学家们传递这样的信息：如果继续不顾自然,肆无忌惮地发展、滥用技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必将变得满目疮痍,将来的自然美景便只能在诗歌档案馆里寻找了。 (二)对“浮士德”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生追求理性和真理,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积极进取,“永不满足于现状”,“重视实践和现实”。[5]浮士德精神强调对人性的关怀,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所以历来备受推崇。 然而,生态视阈下的浮士德精神却是一种“欲望极端化的表现,它过度地强调自我价值、本能欲望;它永不满足,毫无顾忌地征服自然,满足人类自身欲望,是一种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6] 在小说《核事故》中,克里斯塔·沃尔夫刻画的“现代浮士德”是一群孜孜不倦追求技术进步的核科学家。 第一类科学家出现在电视和广播里,他们“毫无敬畏之心地坚称,自然的最核心部分有什么,就应该被认识且被利用”。[3]尽管核爆炸造成的可怕后果就在眼前,人类和自然环境已然面临最严重的危机,然而这一切并未能唤起他们的生态良知,他们依旧做着和平利用核能,“永远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能源”[3]的乌托邦之梦。 他们声称“核事故最多一万年才可能发生一次”,“每一种相对较新的技术在应用之初都会有牺牲者”,[3]言下之意：新技术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人类要能够承受技术失败带来的风险。 出了事故之后,他们又千方百计对外隐瞒真实信息：“据说死了两个人”。[3]他们为核电技术辩护的态度坚决,口径一致。 这类科学家一味注重人类眼前的利益,他们对潜在危险的嗅觉正在逐渐消失,因此也无法认清科学研究的界限在哪里,什么时候应该停止。 这是一种置人和自然的安危于不顾的短视的人类中心主义。 一旦危险再次来临,人和自然又将承受巨大灾难。 第二类科学家出现在叙述者翻阅一篇杂志文章的时候。 文章中写道：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利弗莫尔的核武器研究中心有一群头脑高度发达的年轻男科学家,他们“住在隔离区里,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朋友,没有工作以外的享受,并且必须遵守最严格的安全和保密协议。 他们日夜不停、躁动不安地在电脑前工作着”,“目标是发明出核激励X 射线激光器,将未来的原子战争战场转移到外太空,以此来确保美国的绝对安全”。[3]他们中的典型代表是一位名叫彼得·哈格尔斯坦的年轻科学家,他“患有失眠和抑郁症,无法应付日常生活。每周工作7 天,每天14 至15 个小时。 他的目标是,通过发明用于科学目的的X 射线激光器来获得诺贝尔奖”。[3]这些科学家们以获得自身荣誉或服务核战争为目的开展研究。 作为一些野心国家和野心政治家征服地球甚至宇宙的工具,他们开发核武器,肆意挑战自然和同类,以安全之名,行杀戮之实,其所作所为已完全超出了“和平利用核能”的范围,违背了科学伦理。 小说正文前引用的警句“发明和杀戮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离开过我们人类”,[3]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解释。 事实上,核技术本来就产生于战争领域,杀戮是其最初的使命。 这类科学家完全无视自然和人类的命运,将人与自然一步步推向灾难的深渊。 令叙述者略感欣慰的是,她后来偶然得知,哈格尔斯坦最终离开了利弗莫尔的核武器研究中心,这使她在绝望中重新又看到了一丝希望。[3] 克里斯塔·沃尔夫塑造的上述两类科学家都和浮士德一样,永不满足于现状,不知疲倦地探索新科技。 但他们或出于野心,或以人类的短期利益为中心,蔑视生命,忽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他们的某些研究也许能使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风险的存在和发生。 因此他们是作家强烈批判的对象。 同时作家还指出,普通人也对自然和人类自身负有责任。 因为科技带来的便利,我们在物质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产品、能量和健康。 出于对舒适生活的追求,大多数人倾向于相信那些“站在高耸的讲台后面的人(政治家)和穿白大褂的人(科学家)”。[3]这是对他们毫无顾忌发展技术的一种默许和纵容,是助纣为虐的行为。 所以普通人也应该明确自己的责任,时刻保持清醒,不被蒙蔽和利用。 (三)提倡技术真正为了人类 当然,克里斯塔·沃尔夫并不是一位完全反对科学技术的作家。 在小说中,整天都萦绕在叙述者脑海里的除了核事故,还有她弟弟的手术。 脑科学技术对她来说就要温和、良性得多。 虽然没有受过医疗培训,但以普通人的知识背景,她可以想象弟弟脑瘤切除手术的每个环节,对手术的风险也了然于胸,因为这种脑外科手术是“当地的,个人的,自愿的,可预测的”,而核事故这种“全球的,集体的,非自愿的,不可预测的”[7]灾难,却远在普通人的知识范畴之外,人们除了在收音机旁学习诸如“半衰期,碘131,铯”[3]这样的新名词外只能束手无策。 所以沃尔夫认为,“科学技术发展本身虽是文明的体现,但是科学只有真正为了人类进步,为了人类文明才有意义”。[1]她呼吁人们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在完全掌握一门科学技术之前,在风险不能被准确无误地预测之前,技术不应该被滥用;科学研究应该有界限,那些严重威胁人类和自然安全的大规模杀伤性技术应该被制止;科学家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三、结语 作为一个心系全人类命运的有责任感的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在小说《核事故》中对核技术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希望以文学的方式唤起人们的生态良知。 她对生态危机和人类危机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和生态预警值得现代人深刻反思。 虽然在1986 年至今的30 多年间,人类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核电生产安全性能有所提高,但核事故的发生仍未能完全杜绝,2011 年日本福岛核泄露事故就是最好的例子。 此外,鉴于当前敏感的国际关系,核战争的警报可能随时拉响。 核技术的风险依然如一把悬在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容半点疏忽与侥幸。 除了核技术之外,网络科技、生物科技等先进技术也犹如双刃剑,既带来积极影响,又带来各种风险与问题。 如何处理好人、自然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使科学技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真正造福人类,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共同课题。 [1] 俞宝泉.对真正文明人的反思——介绍克里斯塔·沃尔夫的《核事故》[J].外国文学,1987(10)：87-89,93. [2] 胡志红.试论科学生态批评的构建及其意义[J].当代外国文学,2011(4)：31-38. [3] Wolf, Christa. St?rfall-Nachriten eines Tages[M]. Hamburg：Luchterhand Literaturverlag,1987. [4]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黄灿然,译.回忆玛丽·安[J].名作欣赏,2009(5)：106. [5] 董问樵.《浮士德》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6] 唐果.浮士德精神与生态批评刍议[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2)：101-104. [7] Heise, Ursula. 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 [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1929 -2011),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其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新颖的创作手法而著称。 在其创作生涯中,她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德国文学奖项,并多次提名诺 贝尔 文 学奖。 小说《核 事 故》 (St?rfall -Nachrichten eines Tages)成书于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发生后的短短数月之内,描述的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不久后极平常的一天,没有完整的内容和情节,全文由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在这一天的经历和思考串联起来。 日记式的叙述风格,“形似内心独白,实为作家与读者进行思想感情交流,共同探讨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1]这一天,叙述者和往常一样忙于各种生活琐事,而她的物理学家弟弟正接受一场脑瘤切除手术,同时上周末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的消息也传到了这个位于德国北部梅克伦堡州的村庄。 家庭事件和社会事件的偶然重合使原本生活于和平气氛中的她焦虑又震惊,一方面担心弟弟的手术结果,另一方面又迫使自己思考人类面临的危险和未来。 通过叙述者对这两件在空间上毫无关联的事件的思考,小说探讨了科学对人类的影响这一主题：科学能否为人类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 科学之于人类,究竟是威胁还是援助,是诅咒还是祝福? 科学技术作为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因素,历来为生态批评领域所关注。 本文将从生态批评视角对《核事故》进行解读,挖掘小说中蕴含的生态思想。一、生态批评概述生态批评研究的是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它的产生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为背景,最早可追溯到18、19 世纪之交的西方浪漫主义学派对现代科技的第一次绿色批判;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西方文化界掀起了对科技的批判浪潮;20 世纪以来,疯狂的科学暴力更是给自然和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正是在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威逼下,伴随着以生态学为基础的绿色生态思潮的不断向前推进,20世纪70 年代,生态批评理论在西方应运而生,并在90 年代之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生态批评理论认为,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导的现代西方科学技术。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和自然的二元对立,以人的利益为主体,将自然视为他者进行统治和掠夺,而科学技术为这一过程提供了理想的工具。 同时,科学技术的无度发展与滥用还引发了严重的人文和社会危机,导致了人、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从而使世界整体败落。 因此,生态批评希望通过提高人的生态意识、培养人的生态情感、唤醒沉睡的人类良知等手段,达到绿化、重构人类文化的目的,从而使人类走出日益严峻的环境困局。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生态批评将现代科学技术作为重要的批判对象,但是它并非一味拒斥技术,而是倡导技术与智慧的结合,避免对技术的误用和滥用。[2]二、小说《核事故》中的生态思想(一)对技术滥用的批判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克里斯塔·沃尔夫并未着浓重笔墨描写核反应堆周边的自然环境及人们的生存状况。 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脑海中经常不经意地闪现各种与自然主题相关的传统诗歌、民歌片段。 正是通过这种互文性,叙述者怀念那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年代,通过反讽的手段来映射当前遭受核污染的自然环境,或者引发人们对过去核试验严重后果的回忆。当叙述者在花园劳作时,她无意中发现一片四叶草,这样的惊喜令她立刻想到歌德著名诗作《五月之歌》的开篇之句：“自然多明媚,向我照耀!(Wie herrlich leuchtet mir die Natur!)”[3]当她仰望蓝天时,映入脑海的是布莱希特《海盗之歌》中的诗句：“噢,天空! 闪闪发光的蔚蓝! (O Himmel,strahlender Azur!)”[3]在 德 语 中, “leuchten” 和“strahlen”这两个单词都有“照耀”“照射”之意。在核爆炸事故刚发生不久、大气中的核辐射物质不断从基辅上空向西扩散的背景下,这两句本是诗人热情歌颂大自然的优美诗句此时变成了一种双关语,蒙上了讽刺的色彩。 另外,“云”的意象作为自然的象征也多次在小说中出现。 例如小说引用了布莱希特《回忆玛丽·安》中的五行诗句：“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它很白,很高,离我们很远/然后我抬起头,发现它不见了”,[3-4]“然而那朵云只出现了几分钟/当我抬头, 它已不知去向”。[3-4]这是一首回忆爱人的诗歌,消失的白云象征在诗人脑海中逐渐消逝的爱人的脸庞。 在诗人写作的那个年代,白云还是“由纯净的水蒸气凝结而成的”,[3]所以在叙述者眼中它象征着未被污染的纯净的大自然。 然而,它就如诗人往日的恋人一般,当抬头再去看时,早已消失不见。 核爆炸事故之后的云朵已不再纯洁,它只会引起人们关于大量有毒辐射物质聚集的联想,此时任是哪位诗人也失去了再去歌颂它的勇气。此外,小说还引用了斯蒂芬·赫姆林一首诗的标题“鸟类和试验”。[3]此诗描绘的是20 世纪50年代美国在太平洋发起的氢弹试验迫使候鸟改变传统飞行路径的事实。 实际上,不止候鸟,试验区周边两个岛屿上的日本渔民也因受到了强烈的核辐射而不得不撤离,另有大量的鱼类受到辐射污染。 在小说中,叙述者借候鸟比喻居住在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附近的30 几万居民,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的家园被毁坏殆尽,只能背井离乡寻求生路。众所周知,核灾难的影响范围之广、后果之严重是其他任何灾害都无法比拟的。 首先,核辐射会使动植物产生变异,引发疾病或死亡;而且母体的基因变异因为遗传作用将导致有缺陷的后代。 其次,核污染会使土地和水源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破坏是持久的,想要完全消除它,需要几代人甚至上千年的时间。 克里斯塔·沃尔夫没有正面描写这些危害,而是通过引用经典文本的方式向人们,尤其是核科学家们传递这样的信息：如果继续不顾自然,肆无忌惮地发展、滥用技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必将变得满目疮痍,将来的自然美景便只能在诗歌档案馆里寻找了。(二)对“浮士德”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生追求理性和真理,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积极进取,“永不满足于现状”,“重视实践和现实”。[5]浮士德精神强调对人性的关怀,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所以历来备受推崇。 然而,生态视阈下的浮士德精神却是一种“欲望极端化的表现,它过度地强调自我价值、本能欲望;它永不满足,毫无顾忌地征服自然,满足人类自身欲望,是一种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6]在小说《核事故》中,克里斯塔·沃尔夫刻画的“现代浮士德”是一群孜孜不倦追求技术进步的核科学家。 第一类科学家出现在电视和广播里,他们“毫无敬畏之心地坚称,自然的最核心部分有什么,就应该被认识且被利用”。[3]尽管核爆炸造成的可怕后果就在眼前,人类和自然环境已然面临最严重的危机,然而这一切并未能唤起他们的生态良知,他们依旧做着和平利用核能,“永远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能源”[3]的乌托邦之梦。 他们声称“核事故最多一万年才可能发生一次”,“每一种相对较新的技术在应用之初都会有牺牲者”,[3]言下之意：新技术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人类要能够承受技术失败带来的风险。 出了事故之后,他们又千方百计对外隐瞒真实信息：“据说死了两个人”。[3]他们为核电技术辩护的态度坚决,口径一致。 这类科学家一味注重人类眼前的利益,他们对潜在危险的嗅觉正在逐渐消失,因此也无法认清科学研究的界限在哪里,什么时候应该停止。 这是一种置人和自然的安危于不顾的短视的人类中心主义。 一旦危险再次来临,人和自然又将承受巨大灾难。第二类科学家出现在叙述者翻阅一篇杂志文章的时候。 文章中写道：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利弗莫尔的核武器研究中心有一群头脑高度发达的年轻男科学家,他们“住在隔离区里,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朋友,没有工作以外的享受,并且必须遵守最严格的安全和保密协议。 他们日夜不停、躁动不安地在电脑前工作着”,“目标是发明出核激励X 射线激光器,将未来的原子战争战场转移到外太空,以此来确保美国的绝对安全”。[3]他们中的典型代表是一位名叫彼得·哈格尔斯坦的年轻科学家,他“患有失眠和抑郁症,无法应付日常生活。每周工作7 天,每天14 至15 个小时。 他的目标是,通过发明用于科学目的的X 射线激光器来获得诺贝尔奖”。[3]这些科学家们以获得自身荣誉或服务核战争为目的开展研究。 作为一些野心国家和野心政治家征服地球甚至宇宙的工具,他们开发核武器,肆意挑战自然和同类,以安全之名,行杀戮之实,其所作所为已完全超出了“和平利用核能”的范围,违背了科学伦理。 小说正文前引用的警句“发明和杀戮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离开过我们人类”,[3]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解释。 事实上,核技术本来就产生于战争领域,杀戮是其最初的使命。 这类科学家完全无视自然和人类的命运,将人与自然一步步推向灾难的深渊。 令叙述者略感欣慰的是,她后来偶然得知,哈格尔斯坦最终离开了利弗莫尔的核武器研究中心,这使她在绝望中重新又看到了一丝希望。[3]克里斯塔·沃尔夫塑造的上述两类科学家都和浮士德一样,永不满足于现状,不知疲倦地探索新科技。 但他们或出于野心,或以人类的短期利益为中心,蔑视生命,忽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他们的某些研究也许能使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风险的存在和发生。 因此他们是作家强烈批判的对象。 同时作家还指出,普通人也对自然和人类自身负有责任。 因为科技带来的便利,我们在物质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产品、能量和健康。 出于对舒适生活的追求,大多数人倾向于相信那些“站在高耸的讲台后面的人(政治家)和穿白大褂的人(科学家)”。[3]这是对他们毫无顾忌发展技术的一种默许和纵容,是助纣为虐的行为。 所以普通人也应该明确自己的责任,时刻保持清醒,不被蒙蔽和利用。(三)提倡技术真正为了人类当然,克里斯塔·沃尔夫并不是一位完全反对科学技术的作家。 在小说中,整天都萦绕在叙述者脑海里的除了核事故,还有她弟弟的手术。 脑科学技术对她来说就要温和、良性得多。 虽然没有受过医疗培训,但以普通人的知识背景,她可以想象弟弟脑瘤切除手术的每个环节,对手术的风险也了然于胸,因为这种脑外科手术是“当地的,个人的,自愿的,可预测的”,而核事故这种“全球的,集体的,非自愿的,不可预测的”[7]灾难,却远在普通人的知识范畴之外,人们除了在收音机旁学习诸如“半衰期,碘131,铯”[3]这样的新名词外只能束手无策。 所以沃尔夫认为,“科学技术发展本身虽是文明的体现,但是科学只有真正为了人类进步,为了人类文明才有意义”。[1]她呼吁人们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在完全掌握一门科学技术之前,在风险不能被准确无误地预测之前,技术不应该被滥用;科学研究应该有界限,那些严重威胁人类和自然安全的大规模杀伤性技术应该被制止;科学家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三、结语作为一个心系全人类命运的有责任感的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在小说《核事故》中对核技术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希望以文学的方式唤起人们的生态良知。 她对生态危机和人类危机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和生态预警值得现代人深刻反思。 虽然在1986 年至今的30 多年间,人类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核电生产安全性能有所提高,但核事故的发生仍未能完全杜绝,2011 年日本福岛核泄露事故就是最好的例子。 此外,鉴于当前敏感的国际关系,核战争的警报可能随时拉响。 核技术的风险依然如一把悬在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容半点疏忽与侥幸。 除了核技术之外,网络科技、生物科技等先进技术也犹如双刃剑,既带来积极影响,又带来各种风险与问题。 如何处理好人、自然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使科学技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真正造福人类,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共同课题。参考文献：[1] 俞宝泉.对真正文明人的反思——介绍克里斯塔·沃尔夫的《核事故》[J].外国文学,1987(10)：87-89,93.[2] 胡志红.试论科学生态批评的构建及其意义[J].当代外国文学,2011(4)：31-38.[3] Wolf, Christa. St?rfall-Nachriten eines Tages[M]. Hamburg：Luchterhand Literaturverlag,1987.[4]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黄灿然,译.回忆玛丽·安[J].名作欣赏,2009(5)：106.[5] 董问樵.《浮士德》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6] 唐果.浮士德精神与生态批评刍议[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2)：101-104.[7] Heise, Ursula. 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 [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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